文/聂智琪

二○二○年新年伊始，英国脱欧终于尘埃落定。昔日的大英帝国转身离去的侧影或许让不少人黯然神伤。有人感伤之余反思今日之果，大概又要追溯到新世纪以来在欧美声势日隆的民粹主义。认为正是具有盲目排外、群氓躁动等一系列非理性政治特征的民粹主义，推动英国最终走向了逆全球化的歧路。这种理解恰也反映了人们对于最近二十年搅动欧美民主的民粹主义政治的主流看法。民粹主义的初衷或许是以民为 “精粹 ”，但是这一标签已然化身为民主异化的政治符号，对它的全然否定甚至成为主流民主话语下的政治正确。不过问题在于，仅仅将民粹主义的兴起归结为对民众激情的政治操纵，进而将其贬低为一种政治病症，显然无法充分解释民粹主义在主流话语和政治实践上呈现出的巨大反差，即为何长久浸淫于成熟民主体制的选民，会突然之间丧失政治判断力转而支持民粹主义？或许有人会说，此次民粹主义浪潮与全球化所引发的诸多社会问题息息相关。这种解释当然有其道理，但它仅仅将民粹主义视为社会经济问题在政治领域的一时投射，就忽视了一个更为根本性的问题：民粹主义是否与民主本身的进程相关？或者说，民粹主义是否是民主自身投下的永恒伴影？

正是基于这一问题意识，以卡农范、穆德、阿迪蒂为代表的学者提醒我们关注民粹主义与民主之间的潜在关联，甚至试图挖掘民粹主义之于民主的正面价值。例如卡农范指出，民主本身就存在救赎性和经验性的双重面相，民粹主义的兴起与内在于民主的这种张力密切相关。而在穆德看来，民粹主义既是一种对民主的威胁，也可能是一种矫正民主的方案。阿迪蒂则以一个生动的比喻道出了他对民粹主义的同情：民粹主义就像一个宴会上的醉酒客人，他的话语粗鲁，却触及了真相——自由民主已经忘却了人民主权的初心。民粹主义绝不仅仅是一时的政治躁动，而是对现代民主自身难以摆脱的内在困境的反应。随着讨论的深入，在这些诱发民粹主义的民主难题中，人们越来越关注民主的悖论这一最具挑战性的问题。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民主悖论成为民粹主义兴起的深层根源？

依卡农范之见，这一悖论指向的是现代民主本身的复合式结构，其中的两大支柱——自由主义和人民主权——的张力始终存在。在当代法国思想家罗桑瓦龙看来，这种对峙性冲突早在现代民主肇始之初就已经存在。以罗伯斯庇尔为代表的激进民主派和以基佐为代表的理性自由主义的相互激荡，长期主导着法国的政治转型。当前者指责后者从根本上抛弃了人民主权的原则时，后者则批评前者必然会堕入一种非理性的恐怖政治。不过揆诸历史，在漫长的民主历程中，从法国大革命的悲剧到 “二战 ”中的极权民主实践，人民主权原则似乎背负了更多的坏名声，以至于 “二战 ”之后尤其是欧洲的民主实践普遍导向了强调人权和宪法优先的法治国模式。这种转变甚至导致了关于欧美民主的传统印象的再次翻转。依惯常之见，美国一向被视为以宪法约束人民主权的典范，其对司法审查、权力制衡等的强调使其带有更明显的反多数特征，从而区别于因陷于激进的人民主权导致极权悲剧的大陆民主模式。而如今，欧盟日益迈向一种以技术官僚为主导的理性治理模式，相形之下，美国反倒呈现出一种保守特征，这种保守的对象不是通常所指的个人自治意义上的权利，而恰恰是被当今欧洲逐渐淡忘的集体性的人民主权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