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南非外贸商人尼尔森在广园西路的一处二手汽车零配件商铺查看货样。广园西路和小北路一带被人类学研究者称为“巧克力城”，是过去20年华南规模最大的非洲个体商人集聚地

16点50分，约翰尼调整了一下自己在小马扎上的坐姿，把手掌上沁出的汗水抹到黑色工装裤的裤缝上。一场华南初夏常见的雷阵雨刚刚下过，但丝毫不曾降低的气温依然在把温热的汗液从每个人的汗腺里控出来。“通通商贸城”面向广园西路的一侧，几家沿街的箱包门市部紧闭着卷帘门，只有整修人行道的建筑工人三五成群经过。不过这一切都和约翰尼无关，他只知道一件事：连续第27天，没有人找他兑换外币。

严格说来，“约翰尼”并不是这个在广州断断续续生活了一年的加纳人的真实姓名。和许多来自“黑非洲”（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俗名）的个体商人一样，起一个简短的美式英文名字会比冗长复杂的本名更容易让中国供货商记住，从而提高做成生意的概率。不过在新冠肺炎疫情尚未彻底退去的2020年6月，任何新名字都无法给约翰尼带来好运：在“通通商贸城”于4月中旬发现5个新增确诊病例之后，这家主要经营出口箱包、服装和凉鞋的大型批发市场再度被临时关闭。然而32岁的约翰尼并不知晓这一切，他的大部分商业信息来自同住的尼日利亚批发商乔治，后者已经在5月份乘坐归国班机离开。在对周遭的中文信息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约翰尼在商贸城门口的等待变得像是一场孤独的行为艺术：除去期待一切骤然好转外，他并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

与此同时，在大约3公里外的西胜街深处，李伯刚刚和两个来自湖南的年轻人商定好了每月1600元的房租价格。作为土生土长的越秀区登峰村村民，把那些建成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一居室民房出租给“广漂”群体就是李伯在过去20多年里的唯一工作。“整个登峰村有7000多套房出租，大部分是老房子，价格上不去。”李伯的口气有些惆怅。在他印象里，2010年之前，西胜街一半以上的租客是新近从非洲前来的个体商人：“我也唔知（不知道）他们是哪个国家人，收租嘛，只要不走佬（逃跑）就行。”黑皮肤“广漂”们的砍价能力至今令李伯啧啧称奇——一台巴掌大的计算器，几个事先写在小本子上的中英对照单词，凭着这些“武器”嚷嚷上一两个小时是常有的事。双方都是“动口不动手”，违约的情况发生频率也不高。

不过，最近六七年，李伯明显感到入住登峰村的中国籍租客的数量远远超过了非洲“广漂”客：“2012年之后，公安对没有合法身份的非洲人进行了几次集中清查。加上不允许外籍租客充当‘二房东’，许多非洲个体商户选择搬家到周边的番禺或者佛山。”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系主任麦高登（Gordon Mathews）教授根据他2013～2014年在广州所做的田野调查估算，2013年之后，常居本地的非洲商人的数量一直在由巅峰期的1.5万～2万人逐年递减。而2020年开春这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更是直接重创了非洲个体商人日常依赖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人头攒动的批发市场被临时关闭，熟悉的餐厅和酒吧也暂时中止了营业。在不安和焦虑中，一些人开始做离开的准备，并且担心自己再也没有机会返回这里。

2020年6月初，天秀大厦一家专营出口女士内衣的外贸档口负责人正在等待非洲客户上门

但如论如何，从三元里（广元西路）到小北路（登峰村）这片半径不足3.5公里的“族裔飞地”，已经在中非经济交往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从1999年到2019年，中国和非洲各国之间的贸易额由64.84亿美元一路上升至2087亿美元，连续8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中国自2008年以来一直是非洲地区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而在对非出口商品中占比超过40%的纺织品、鞋帽、箱包、家电和建材，有相当一部分便是由三元里和小北路的个体“广漂”商人来经手。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来自非洲数十个国家的贸易中间商持续抵达广州。他们在追逐财富的同时，也形成了自己专属的居住和生活空间。以至于“巧克力城”这个最初由本地出租车司机发明的词语（用于描述小北路一带的非洲人聚居区），已经进入了多个国家人类学研究者的论文。

对许多怀抱憧憬来到“巧克力城”的非洲“广漂”客来说，广州就是他们这一代人心目中的纽约和巴黎。然而中非贸易结构的渐趋改变和中国作为非移民国家的性质，又决定了南粤不会成为这些逐梦客的终点站。像上世纪80年代第一批走出偏僻乡村的中国入城务工人员一样，大部分“广漂”非洲人更渴望“衣锦还乡”而不是“入乡随俗”，他们的迁徙轨迹始终在被继续提升收入的动力驱策着。在2020年这个特殊的春天，一些“巧克力城”的昔日居民已经在贵州、浙江甚至越南找到了新的落脚点；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全新的旅程也将很快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