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健否决了摄影师提出的请他在一片巨大的海芋叶下模仿龙猫的提议，他更喜欢真实的自然状态（蔡小川 摄）

画一部电影

由于受疫情的影响，我们没办法进入刘健执教的中国美术学院，只好把见面地点约在了西湖边的一个茶楼。此时的杭州还没有走出梅雨季节，雨说下就下，当我们见到刘健和他的研究生小龙时，雨声又大了起来。

2010年，刘健的第一部动画长篇《刺痛我》便入围了法国昂西动画节最佳动画长片奖竞赛单元，更在各大动画电影节频获大奖。7年之后，他的第二部动画长篇《大世界》，入围当年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的争夺，并获得当年金马奖最佳动画长片。在近年来势头生猛的国内独立动画领域，刘健是其中的佼佼者。

眼前的刘健，一如在那些电影节上的标志造型：短短的髭须，文气的眼镜，不过看上去更加安静。谈起从国画到动画的转型，一切对他来说都很自然。

刘健最早接触到动画，还是在1998年，他在南京一家动画代工公司短暂工作了一段时间。1993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的他，作品已在“偏执”当代艺术展、“It’s me”作品展上崭露头角。经历了上海美影厂的辉煌，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动画，面临来自日本、美国的动画冲击，陷入前所未有的断档期，国内动画人很多时候靠为外国动画做代工生存，那也是一个动画加工片的时代。“对方把剧本、人物设定、分镜这些前期都已经完成了，分镜之后，就开始画原画、动画、设计稿，加工便属于工作量最繁杂、劳动密集型的中期阶段。我做的工作其实非常简单，就是绘制动画人物后面的场景。”刘健说。当时做加工片收入不错，不过刘健在那里只干了一年多。像国内许多动画代工公司一样，那家公司也消失了。

《刺痛我》中在KTV买“摇头丸”的黑社会老大，巧合的是，外貌酷似左小祖咒（图左者）

“2007年进入创作前，我绘画、摄影、乐队都玩过，开始觉得之前这些艺术方式没有挑战了，而且不能完整地表达创作的意图。”刘健说。

写到这里，有必要提到2002年刘健与艺术家赵勤一起合作的《勇往直前》，这本以摄影图片配合文字的书，用波普艺术讲了一个后现代的中国故事，在刘健看来就是一个静态的动画。以动画的形式表现一个想讲述的中国故事，对刘健来说，是当时不多的选择：“电影这种艺术形式，对我来说特别新鲜。不了解电影怎么做，但我会画画，当时想法很简单：画一部电影，画出来就是动画电影嘛！”

此前，刘健参与制作了冯小刚的《大腕》和孟京辉的《像鸡毛一样飞》制作过动画片段，还在2005年担任过电视动画片《虫虫》的导演和编剧。这部系列片一共做了300多集，做得特别累，但也为他积累了动画短片的制作经验。他决定改编自己的小说，做一部动画长片。

《刺痛我》讲述了一个变革时代中小人物的故事。电影中，故事发生在2008年的南京，因金融危机而下岗的农村青年张小军，先是被超市保安误认为是小偷打了一顿，丢失了工作，后来又在回家务农的前夕，因为好心救助一位老人而被误认为是肇事者受到审讯。不平之下，他在同乡大洪的怂恿下，向超市老板索要精神损失费，又在阴差阳错下，卷入一笔权钱交易。多线叙述的故事最后终结在一间茶馆，在从天而降的50万元巨款和生活的无望中，张小军纵身跳下城墙，留下一个开放性的结尾。

此前，中国动画中鲜有类似的现实主义题材。刘健是在看了押守井的《攻壳机动队》、今敏的《东京教父》后，才有了更多的信心：“原来动画也可以这样拍！”不过，鲜明的个人风格，也为这部动画的制作带来困难。

一部动画长片一般都有一个几十人甚至上百人的团队，按照十几甚至几十道步骤的工业制作流程进行。刘健起初也打算组织一个团队来制作，可真正开始制作，发现自己偏爱的写实的个人风格，根本不适合团队创作：“比如里面的人物，采用国画的线描，这种绘画风格的设置，便不适合做工业化生产。我那些做动画的朋友，一直劝我不要弄了，说我无知者无畏。他们知道后面的工作量有多大。”

刘健最初还很乐观，他卖了一套房子，打算花一年时间做完这部片子。没想到像滚雪球一样，越做越久，整整做了三年。回想起那段纯粹的时光，他依然充满感慨：“做《刺痛我》的时候，至少有十几次做不下去了，不知道怎么办。想了一下已经做好的不能浪费，只能问人，继续做。不知道哪天能做完，有一种感觉，就是怀疑自己是不是做不完这件事，等到真做完了也很恍惚：真做完了？自己也不确定，但实际上已经做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