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鸿（黄宇 摄）

西方的中国研究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哈佛读的是人类学，导师张光直先生是著名考古学家李济的弟子——李济先生当年在哈佛学的人类学，也是第一位拿到人类学博士的中国人，后来从事了考古。有意思的是，你的人类学的背景，与后面所从事的艺术史研究也不是一个范畴的。现在回过头看，人类学的专业背景对艺术史研究有什么样的影响？

巫鸿：我觉得影响还是很大的，而且是比较深层的影响。我在哈佛的第一年主要学习人类学。其实我当时在国内申请时，对于到国外学中国美术史并不特别理解——干吗去国外学文物和艺术？当时觉得应该学一些国内没有的，特别是人类学——当时中国只有社会学而没有人类学，所以一听到还有一个研究“人”的学问就感到很受吸引。

到了哈佛之后，我发现美国的人类学研究理论性特别强，而且研究对象主要以美洲为主或类似的东西，和我的兴趣联系不太大。但是它的基本观念和方法论对我影响很大，就是以“人”为中心。一直到现在，我做了很多有关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也包括当代艺术的研究和策展，我都是把“人”作为中心，而不是把器物或者作品作为中心——或是关于艺术家，或是关于武梁祠那种艺术品背后的赞助人，都是“人”在起作用，这可能和我的人类学背景是有关系的。我觉得艺术都是人的创造、人的表达，它的变化很多也是和人的社会、人的宗教、人的思想、人的感情联系在一起的。只从作品到作品或者从形式到形式，完全从艺术风格的发展谈作品，一个是感觉比较隔阂，一个也比较枯燥——脱离了“人”就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形式或技术性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你后来离开哈佛大学，选择了芝加哥大学。你的东方背景会对中国的艺术形式和中国文化更了解，是否有一些有针对性的措施或者想法，付之在对芝加哥大学东亚艺术中心的建立的实践上？

巫鸿：我虽然在国内原来学的是美术史，但是当时的美术史系刚刚起步，而且在“文革”中就停了，其实没学到什么东西。中国当时也没有一个很强的中国美术史体系。因此并不存在“我以一套中国的美术史观念去和西方抗衡”的可能性，我觉得这是一种虚构的对抗。

我认为现在很多人说的“西方”实际上是“现代”，我们中国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吸收了很多西方的东西，将之与中国自己的文化和国情结合。我这一代已经很难说是传统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我们不是背古文写毛笔字长大的、是一种现代型的中国人。当然中国文化的根基肯定是存在的，特别是语言和文字，这是和西方学者最大的不同。应该承认作为现代中国人，我们和古代文化并没有直接关系，尤其在城市里长大，我们对古代文化的理解也要通过发掘和研究。

我去芝大肯定是想做一些新的事情，但不是把“西方”做靶子去反对，而是根据我对美术史的理解去发展国际化的中国美术史研究和教学。“学者”往往是比较个人性的，我从来不觉得我代表什么。所以当有一位西方学者把我作为中国学者的代表写文章批评我，我就说我怎么能代表中国学者？我从来不代表谁也不能代表谁，他那么认为是他的看法，我们不能跟着采用这种二元对立的观念。我觉得我的写作和教学是从我自己的教育和经验，包括在故宫、哈佛以及别的地方得来的，是一种个人化的经验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