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西方影视剧——尤其是好莱坞电影——的进入，在人民头脑中确立起来一批具有鲜明色彩的西方英雄群像，他们是家庭、爱人、城邦、国家乃至全人类的护卫者以及人类文明的精神支柱的捍卫者——是他们在全世界各个角落保卫着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对科学与理性的追求，永恒不灭的精神信仰。

相形之下，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现在的几十年中，荧幕上的英雄形象曾出现过董存瑞、黄继光、王成、杨子荣、雷锋等，但在时代语境的变迁中，我们失去了体认这些英雄的背景，也就无法理解英雄之所以为英雄的内在逻辑和他们之所以能够为国家和民族做出巨大牺牲的缘由。换言之，社会政治体制在过去三十年内的巨大改变和国民经济翻天覆地的变化带来的是精神文明的巨大发展，各种价值观也随着国门的重新打开而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西方文明在中国经过将近一百年的发展逐渐中国化，并且在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导六十年后，我们是否可以重新认识近百年的中国历史，也对人民英雄形象重新做一个定义？

2014年12月13日，成为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确立的首个全国公祭日，来悼念南京大屠杀。抗战老兵也在65年之后，在他们的耄耋之年，不分阵营地聚首，一同纪念他们曾经的浴血奋战。2015年的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阅兵上，抗战老兵作为英雄的代表，出现在阅兵的第一阵营之中，见证着这个国家所历经的苦难和荣光。

电视剧《红高粱》改编自莫言先生的小说《红高粱家族》，对小说进行了修改，将农民出身的于占鳌和由退伍军人朱豪三担任的县长之间的矛盾贯彻始终，并由此展开了一个英雄之所以为英雄的现代叙事。

在电视剧《红高粱》之前，已经有无数的英雄形象在电视屏幕上被展现给观众。他们来个各个领域，在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或为民族大义而舍生忘死，或为国仇家恨肝脑涂地，但少不了的是对共产主义新疆的坚持和奋斗。这种精神支柱从何而来？作为一个农民，如何能够获得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的信仰乃至死心塌地地为之奋斗？在与入侵者的浴血奋战背后，是否有更为强大和原生的力量作为精神支持？我们很高兴地看到，《红高粱》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横空出世，塑造了一位真正的泥腿子出身的英雄。而且随之树立起来的，还有更多饱满的来自不同阵营的民族英雄，他们来自不同的政治、文化、社会背景，却一同血洒疆场。

说句题外话，最开始看的电视剧版《红高粱》是粤语配音版，有一种不同的精气神在里面。粤语电影电视剧在九十年代给大陆年青一代带来过不可估量的精神感召。更为重要的是，粤语的使用者在普通话一统媒体的当下，始终如一地坚守着自己的阵地，同时源源不断地进行着输出。汉语作为一种书写语言，原本兼容性很大，但在普通话的强势推进下，这种多样性也在迅速衰减。这次意外的发现也让笔者想到，对于其他方言使用者来说，能否将时代流行文化进行内化、他们能否运用方言讨论当下现状，是方言能否持续具有生命力的重要体现。在很多地区，方言使用者已经无法用方言讨论学术问题，最后存留的就只剩下生活日常用语。这一方面是现代资本主义对空间差异的消除，另一方面是政治权力对思想差异的强行抹平。

在由郡县制的帝国到人民共和国过渡的民国时期，中国的社会结构面临巨大的变化。士绅阶层的衰落造成的是乡间熟人社会的瓦解，这个瓦解有两个层面上的含义，一方面是组织结构的破坏，民间动员机制几乎瘫痪；另一个层面是精神层面，乡规民约的败坏和民间文化的衰败。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县城，作为城市化触角的最基层根据地，县城之外就是广袤的农村。除了办案、剿匪、征粮，国家公务人员不会下基层。换句话说，自成一体的农村地区，仍然由仕绅大户和乡俗村规来维持日常秩序，就是有“吃拤饼”的土匪，除非闹出人命，一般也不会将事情闹到“城里面”去，这些矛盾在乡村自行消化解决。但是这种机制也在经历了辛亥革命后，处于半瘫痪状态。故事的开局就设定在二十年代末山东的高密县，新县长朱豪三是一个大公无私的人，来自西北地区的杂牌军，一心要剿灭匪患，给百姓带来太平日子。一个军阀的退伍军官到地方做官，这中间有以安抚换和平的考量，也有地方军阀与中央军之间的政治博弈。他的家乡远离高密，女儿死于土匪之手，儿子在军队为国效力，所以他表现出惊人的魄力来剿灭匪患，毫不手软。个人家庭的牺牲，换来的是他对国家固执的忠诚，为了公义，个人情感和得失都应该放在一边。朱豪三所追求的，是能否青史留名，哪怕本县百姓不理解他，他也要坚持到底，他留给日本人的书上做了标记的段落是“民可以使由之，不可以使知之”（《论语·泰伯第八》）。他对所有事情的是非判断建立在天下视野之下，加上在军队的经历，是一个铁腕强人。这样一个政治人物在民国时代并不鲜见，可以说是新兴军阀在获得政治资本之后进入政治舞台的代表人物，自诩为精英，拥有自上而下赋予的政治权力，唯独缺乏的是人民对他们的支持。在由君权社会过渡到民权社会的转型期，这就成了威胁他们政治合法性的关键性问题。这也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所没有解决的问题。

在高密，土匪有三家：黑眼，花脖子和于占鳌。他们虽然都是土匪，但是落草为寇的原因各异，除了花脖子做土匪十分自在，黑眼和于占鳌各有各自的难言之隐。

黑眼在日本人问他本名时自陈，年轻时犯下的罪孽深重，无颜面再用父母所给之名，怕辱没了祖先，故不再使用本名。因此自始至终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名。但这个人深明大义，有血气也讲道义，在整部剧中是非常有分量的一个人物。但是因为年龄已近迟暮，在用人上有所迟疑，最终没能得到善终。但黑眼这样的人是旧中国民间所真实存在的帮派中人，对民间社会秩序的维持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的不得善终也暗示了旧的秩序在社会剧烈转型过程中的命运：垂垂老矣和方向不明导致的覆亡。

花脖子，真正的土匪，只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也只对自己的兄弟讲江湖道义。而对黑眼和于占鳌始终心存芥蒂，在民族危亡的国难罐头，也始终纠结于个人情感，至死也没明白“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道理，虽然没有做汉奸。但妄图在夹缝中求得生存，是以太平时间的官匪逻辑去理解战争状态下的敌我形势，死在侵略者的枪口之下也是无法避免的。

于占鳌，从一个抬轿子的杠子夫由于因缘际会，最终落草为寇。如果按照阶级斗争论的逻辑出发，最好的叙事莫过于将张俊杰的出身安在于占鳌身上，地主少爷负气离家，与贫寒女子喜结连理，最终起来打倒地主和反动军阀，拉起革命武装共同抗日。但是故事并没有这样进行，反而是出身贫寒的农民最没有革命性，面对外敌入侵没有起来抵抗的决心和意志，认为日本人来了也不过是换个政府，该交的粮食和赋税都不会少。他和花脖子一样，在外敌入侵的时候，同样天真地认为自己手中有武装，换个政府对他们都是一样，只要他们拒不妥协，就还会有侥幸存活的希望。政府不可能动用军队来剿灭在乡野生存的民间武装。这也是国民政府时期，现代国家初具形态的时候，国家内部集团不能团结一致，政府与军队相抗衡所造成的地方武装的生存空间。这与现代社会存在的黑社会现象虽有可比性但并不完全相同，这种可比性不是本文所讨论内容，在此不做赘述。

在于占鳌身上，有着旧社会中国农民的普遍性：有孝悌之义，有反抗强权的勇气，有对女性强烈而持久的爱欲，也有行动的能力，但是缺乏思考能力和判断力，这是他始终需要有人提点的原因。

于占奎自小没有父亲，是母亲一手将他带大。但是母亲与医生的私通，对于成年的儿子来说无法承受。在他与医生的争吵中，失手将带刀的医生打倒，而不巧的是，医生的刀将自己杀死。在朱豪三将他当做嫌犯抓获后，他不承认自己是凶手，但是在朱豪三的激将之下，血气上涌的于占鳌将所有罪责承担下来。随后是戴九莲冒着名节被辱的风险才将他救下来，他的生母也承担了杀人的罪责，收监入狱之后自杀身亡。放出来后，他去找戴九莲，但是九儿闭门不见，并激将他挣一份家业，否则就不会与他一起出走。他将爱欲与责任混淆起来，而戴九莲却对此有非常理性的认识，爱欲促使他们结合，责任使得她能够去救他的爱人，但是她的爱人却没有肩负起养家的责任。

之后他与杠子班的兄弟们一起成立了自己的杠子班，但是遭到前东家暗算，最后以散伙收场。县长听从省长的计策，要收编做过土匪的这些人，并送去济南训练。于占鳌与四奎也一起报名参加，并各自承担了杀人的罪名。这一次还是戴九莲，作为于占鳌孩子的母亲，提醒了他这其中可能有的风险，但是他却没能说服四奎跟他一起逃跑，最终一个人苟且偷生。而与四奎的深厚感情使得他发誓要为四奎报仇，并且将四奎的母亲拜为义母。这次他真的无处可去，在花脖子与朱豪三的围追堵截下，只好逃到戴九莲这里。在戴九莲的求情之下，黑帮老大黑眼同意收下于占鳌，并给他立下今后复仇时的规矩。名义上黑眼为大哥，但是从黑眼对于占鳌的约束上来看，更像是父亲对儿子的管束，对一个顽皮任性、意气用事的孩子的管束。在于占鳌自立山头之后，这种口头约定的约束力也仍然存在，这种约束力显示出于占鳌对于江湖规矩的尊重，也标志着他从一个不懂得节制的孩子逐渐成长为一个遵循规矩的男人，这一步的迈出对于他个人来说是迟到的成人礼。一个孤儿仔母亲的监护下成长，纵使生理上成年之后，心智仍然是个孩子，若无管教和约束，就不会成长。调伏心性是他无法自我完成的一步。尽管在朱豪三征粮时差役将义母失手打死，于占鳌还是在黑眼的劝诫之下完成了守丧三日的最低期限。朱豪三也在戴九莲的激将之下明白了自己一直以来的错误，为逝者行孝子之礼。至此，戴九莲也将四奎娘生前节俭生活的目的告诉于占鳌，希望将存下的粮食交给菩萨庙以替于占鳌的赎罪。这是要以佛法来化解世间人的业力，但是这条路在内忧外患的年代没有走通，也喻示着宗教在混乱时局中的无能为力。更深一层讲，彼时的中国，旧的秩序在瓦解，新的秩序尚未建立，四奎娘这样一位朴素的老人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所做的一切，不过是抓住一根稻草来求救，而这根稻草最终也是要沉入水中的。反倒是她的死，将两个男人之间的恩怨暂作一化解，这中间各方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更为重要的一方面是传统礼法的约束。一个是居庙堂之高的县长朱豪三，一个是一介草民于占鳌，在四奎娘的灵前，行礼，还礼，两个桀骜不驯的人在死者面前低头跪拜，也是在真正地以礼相待。尽管活着的人有各自的理由和判断，但是丧礼所具有的约束力，成为活着的人得以化解矛盾的契机。这也为二人最终捐弃前嫌、共御外侮奠定了基础。

在花脖子首鼠两端、隔岸观火，玉郎杀父投敌之后，尽管于占鳌不愿意通知朱豪三，但是深明大义的俊杰还是通知了朱豪三，朱豪三也毫不犹豫地带领部队组织增援，并成功伏击了日军，最终在战斗中受伤。二者之间的矛盾至此终于得到化解，两个人之间的相互的赏识也得以表述。这次和解也是两个阶层之间的和解，代表旧军阀和资产阶级的县长朱豪三与代表无产阶级的农民于占鳌终于在同一个战壕里面，这里面少不了张俊杰的推动，“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侮）”（《诗经·小雅·常棣》），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在基层建立。

在随后的战斗中，于占鳌让俊杰杀掉替日军喊话的弑父者钱玉郎为黑眼大哥报仇。这一行动也为他和黑眼之间的关系画上句号。黑眼大哥从他的身上看到自己年轻时候的影子而收留他，他也在黑眼的约束之下成长为一个有节制情绪能力的成人。杀死弑父者钱玉郎命令的下达，是他的决断力和正义的体现，此时的于占鳌已经不再优柔寡断，也拥有比讲义气更高贵的品质。此时的复仇，也是对敌人的宣战。一个眼界狭小的小农民成为深明大义的民族英雄。与之同时的战斗中，朱豪三夫妇为掩护战友撤退而以身殉国，“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圆满完成了一个军人保家卫国的天职，令人为之动容。

最终，为掩护负伤的于占鳌和他的残部脱离敌人的包围圈，九儿唱歌吸引日军进入高粱地，引燃了单家引以为傲的三十里红。戴九莲以自己的生命换来了丈夫和儿子的生存，整个故事到此结束。从这篇高粱地走出去的农民于占鳌已经不再是农民，他们是一个个和他一样有血有肉的民族英雄。《红高粱》对于农民英雄的塑造，是为众多抗战英雄所做的前传，讲述他们的农民出身、他们与土地和传统的关系、他们在社会中所处的位格，以及他们所具有的高贵品质。这不是抹煞过去荧幕上的英雄形象，而是为英雄之所以为英雄做了一个解说。

人民英雄的年代已然过去，人民共和国也从无到有建立起来已有六十年。真正的英雄们在岁月的流逝中也悄然老去，因为种种原因，很多老兵的记忆也随着他们的逝去而被遗忘。在远离硝烟的和平年代成长起来的后代们，也没有机会去聆听老兵的讲述。电视剧这种形式，能够在长篇叙事的框架下塑造人物。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如何将今人的思想与故人的血脉相接续，是一个非常庞大的问题。在教育系统之外，用叙事重新构建起一座众英雄的圣殿，让英雄的事迹重放光彩，给国民以血气的鼓舞和情感的共鸣，为新的生命提供向英雄致敬和成为英雄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