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语言意味着不同的文化和传统，语言之外，更有服饰、饮食、生活习惯、风俗、传统、律法之间的区别。不同的团体之间，制度之争最终会成为冲突的焦点。全球性的和平只是近代以降的一种幻想，在局部地区，不同文明之间的局部战争从未停歇，也是思想和制度之争。上古时期是游牧群体与定居农业群体之间的持续征战，在欧洲有蛮族的征服，在东方有草原游牧民的侵扰，蒙古人的征服更是席卷了当时已知的文明世界的绝大部分地区。伴随着征服，是习俗的风化，更直接的是语言的推行和使用。井上靖根据藏经洞的传说写的小说《敦煌》便将一段风云际会的历史浓缩在一个读书人的身上，学习异族的文字，背后是政治制度的效仿和对自己文化的革新，意欲振兴图强。

对于宗教信仰者而言，语言更象征着纯洁和虔诚的信仰，与宗教的践行一样重要。这一点在穆斯林身上尤为明显，时至今日，虔诚的穆斯林都要背诵阿拉伯语的《可兰经》，而非自己所在国家的语言。日常语言的注释和翻译版本只是为了帮助对经文的理解，但是不能究竟其奥义。对于基督信仰的教徒而言，拉丁文是神学家和学者的语言，一般教徒不会去穷经皓首研习它，更不用提希伯来文。尽管希伯来文《圣经》是犹太教与基督教共同的经典，但是对于二者的意义却有很大区别。在口传心授的时代，用哪种文字书写都是很次要的时期，重要的是老师用哪种语言来传教，以讲解经典所使用的方言的区别来体现教派团体的立场。佛教创立之初与婆罗门教分庭抗礼，使用当时的俗语。东传之后又分化为藏传和汉传，汉传再经由遣唐使和留学僧带回日本和朝鲜半岛。原典很重要，但思想的阐发以及与本土文化的融合更重要。

语言构成与习得机制对思维、文学创作的影响，语言学-文学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作品的风格。贾平凹、路遥的文学创作中都极少牵涉对语言本身的探索，故事的讲述甚至成为作者的负担。Roberto Bolano 的小说《2666》与《地球上最后的夜晚》不仅仅是 小说那么简单，在语言的掩映之下构建一座迷宫，阅读本身就是解开谜题的过程。正如细雨在阴霾的天气中构建起晦暗难辨的楼阁。推门而入，每一件物品都需要仔细辨认，耐心剖析。在迷宫中竟不知不觉已走到出口，一出来，楼阁便轰然倒塌。头脑中试图将所有细节拼贴成完整的图景，却徒然无功。言辞在空气中转瞬即逝，无法抓住。记忆，使人得以将外部世界在头脑中重新构建，按照意愿去解析和认知，并在欲望的驱动下再次构建理想之城。同时在语言的遮蔽中将人之存在的不可言说巧妙地隐藏起来，最终在读完时也从迷宫中出来，所有美妙的体验只在身处其中时存在和成立。出了门，就都烟消云散。作品的翻译，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意义、韵律、味道，都因译者所秉持的观点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无法说用哪一种译法更准确，只能说某种译法体现原作某一方面的特点更多。当读者也是同时通晓两种语言的人时，他就能理解译者的用意，否则就只能猜测译者是否为了向读者讨巧才用的这样的笔法。正如卡夫卡《城堡》中的K，大门守卫只为他一人守门，这道屏障只有自己去逾越，旁人爱莫能助。

“我常常担心他手腕上鼓鼓囊囊的伤口下面那些蜷曲的筋会爆裂开来，撕破弯弯曲曲的缝合印记。想到这里，不由得下意识摸自己手腕上那道比他的短得多的也平直的多，在不经意碰到时会钻心疼、后背发麻、浑身战栗的小伤口来。”

语言和文字通过层层遮蔽，为我们营造起一个可以安处其中的虚幻城堡，所有残酷和不忍直视的血腥以一种可以接受的面貌呈现，这种遮蔽之下，不安情绪被暂时安抚，叙述也得以继续，将真正的不安和恐惧巧妙地隐藏在故事中。然而一旦涉及真正的痛苦，人将无力承受，叙述者也无法平静。因此，记述者必须以他者身份出现，而陈述者必须足够安全，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距离去回望那曾使他痛不欲生的此在。当下的“此在”和曾经的“此在”之间形成足够的张力，使得讲述者能够轻松地讲述，否则，回忆将成为痛苦之源。这一点上，个体差异非常明显，有人会在回忆中回到当时的“此在”Die Sein 中无法回到当下的“此在”中来。《盗梦空间》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无法面对当时的“此在”，在梦境中不断回到当时场景中去，却没有力量做出任何改变。最终能做出改变的，还是清醒的头脑和强力的意志。巨大的痛苦在某一瞬间定格，犹如摄影般地将某一刻的“此在”定格为永恒，狄更斯《远大前程》中的老处女郝维新那样，将自己所遭受的痛苦封存起来，变成嘲弄和折磨人的动力。这也成为年轻人皮普和艾斯黛拉痛苦的根源。民族共同记忆更甚，龙应台女士《大江大海1949》将邦国分崩离析之前，普通民众所经历的生离死别的共同记忆唤醒，去触摸如今已耄耋之年的斑白者无法平复的伤口。

由食物、饮料所构成的生活图景可以经由文字记录传续下去，成为味觉记忆。当这一切仅存在于文字记录而无法成为此在的现实，甚至于在新生代那里都没有相应的味觉-身体记忆时，一种传统就不再是传统，毋宁称之为记录。生活方式的执行者成为记录者，是主人变成他者的过程，是由传统向现在转变中人向过去挥别、斩断自身和父母辈的连续性的一个重大转向，一种断裂。回忆是将过去式与现在式在同一个机体内调和的载体，若无回忆，人就永远只有当下，历史也便被消灭。线性的延续之所以可能，乃是记忆将每一次断裂和诀别记录，而人却永远无法回到已经逝去的事件发生的时间节点。言语（言辞、文字、影像）将这些记忆在操不同语言、拥有不同信仰以及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头脑中加以投射，产生因人而异的反应。未经训练的头脑和身体永远无法真正理解所投射的记忆。

现行的语言文字政策在大趋势上营造了年青一代的共同话语和记忆，但在纵向上却割裂了代际之间的传承。操方言的老者与操共同语的新生代若无通晓两者之间话语习惯的中间一代人沟通，很难完全互相理解，言语无法达成一致。共同记忆在言语层面上是割裂的。有利的是，新一代可以全然不顾传统、丢掉旧时代的包袱，在一个恰当的时期，构建起全新的共同体。比如巴黎公社和人民公社。然而，不幸的是，老一代已被取代，新生代几乎是由掌握着权力的这一代人影响和塑造的，由双重反叛达成的一致性是相当脆弱的。新生代也有全然不同的走向，迎合父辈（向权力低头）或者反叛到底（进行彻底的革命）。即便是最彻底的反叛者，也需要在先人之中找到自己的精神导师。这如同人类的宿命一般无法摆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