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想到冬天啊，先忍不住打了个寒战，身体有时敏捷过思维，好一会儿才哆嗦着说出一句：“太冷了！”这话不光我一个人说，出生在东北的女作家萧红在她的自传小说《呼兰河传》的开篇就有这样的描述：“严冬一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者口。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几尺长的，还有好几丈长的，它们毫无方向的，便随时随地，只要严冬一到，大地就裂开口了。严寒把大地冻裂了。”此时的萧红正流浪在温暖的香港岛上，亚热带的季风也没吹散她对严冬的刻骨记忆，可见这北方的冬，真真是冷到人心坎里，终生难忘。

在我出生的东北，冬天的早上是最考验人的。早上八九点，本该见了天光，可天还是铅灰色的。大风吹了整整一夜，空气中弥漫着寒气罩罩，夹杂着不知是昨夜落下的还是早晨新下的轻雪，碎柳絮似的裹住人。分不清来处的风，吹的雪花漫天飞舞，裹在雪中的人也变得七扭八歪，七零八落了。冬天里人走得格外慢，嘴里吐出白烟来，呼哧呼哧，像烧锅炉的烟囱；脚下的雪嘎吱嘎吱地响，又像拉煤车的车轮。雪下得静了，烟囱，车轮也跟着静了，另一种声音就显得格外喧闹。一群精力过剩的孩子在叫嚷着，用手温烀化成行的雪球扔向自己的同伴，边扔边叫：“对呀，砸他，砸他！”。被砸的不甘示弱，叫的更大声：“你砸我，我也要砸你！”三俩一伙儿的比着谁的雪球大，谁的叫声高，噼里啪啦，不可开交。最后一股脑儿地全滚进雪地里，也不分敌我了，逮谁砸谁，直到头发上，脖颈里，衣服上，鞋子里全沾上了白色的粉面才罢手，急忙忙跑回家去。早等在门口的母亲会一边数落，一边轻柔地掸掉孩子身上的雪，化雪的时候冷，孩子会感冒。小孩子倒是对健康问题不甚在意，他斗志正高，早不耐烦母亲的叮嘱，急着投入下一场战斗去了……

等孩子再大一点，打雪仗就不过瘾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大自然攒够了严寒的能量，一股脑儿地将所有河流冻得结结实实。精明的商人自然不会放过这天然的商机，就在要彻底冰封个三四个月的冰面上做起了雪板车的生意。磨的光滑的木板作低盘，上面用钉子钉上一个三十几厘米的小矮凳，小孩子还好，换了大人，就要把膝盖完成九十度才勉强坐了上去。两个笔直的铁钳，就是双桨，轻轻插在冰冻的湖面上，手肘弯曲向后，身体微微向前，听见咔的一声，雪班车动了，向前滑行了半人的距离。就这样，铁钳触地的叮叮声，雪板滑动的嚓嚓声，还有呼朋引伴的欢笑声，失去平衡摔倒在地的哎呦声，就像红的绿的一片片叶子蓝的鱼，在洁白的湖面上四面八方地窜动。

但最绕不过去的，当属过年了。小年还没到，大年用的红纸，春联，鞭炮，灯笼就塞满了当街的所有店铺。见面的问候语也从客套的：“最近挺好吧？”变成了真挚的：“过年去哪啊？”“还能去哪啊，回家呗。”回答的人脸上也是少见的极认真的欢愉神情。多年以后在遥远的异国，这种再平常不过的话成了同是中国人的心照不宣的暗语。不会有人问起，也不会有人提及，大家只默默计算着时差，打算在下课后给世界另一端的家人打个电话。

如果冬是位文人雅士，是“天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是“想佳人天寒日暮”与“佳人”处子的皮肤，是纯洁之光，那冬天的过年，则是“佳人”嘴唇上的那一抹红胭脂，是高高悬挂的红灯笼，是母亲亲手织的红围巾，是驱邪祛灾的红斧头，是馒头上红印章，是生命之火。

“岁暮阴阳催短景，天涯霜雪霁寒宵”，冬天是最冷酷的，然而属于冬的色彩也极热闹的，千门万户，总把新桃换旧符。

生活以痛吻我，我会报之以歌。在这一点，全世界都是一样的倔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