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王晓东 采访、整理/曹玲

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学生物的时候，本科毕业论文导师叫薛绍白，他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派到国外的访问学者。当时很多人出国留学挣了些美元，回来给家里买“三大件”：冰箱、彩电、洗衣机。而薛老师却用攒的钱买了一台科学仪器带回来，那是当时中国第一台流式细胞仪，开创了这个领域的工作。

我和薛老师聊过很多有关科研的话题，非常清楚当时中国的科研条件和国外差距很大，如果想在科学上有所建树，出国留学是必须的。但是我们那一代人，大都有着“学成归国”的想法，我并没有长期留在美国的打算。

最初我以为，拿到博士学位就算学成了。因为当时有很多这样的宣传，老一辈科学家毕业答辩的第二天，就收拾行李准备回国。但是在美国我逐渐意识到，拿到博士学位只意味着跨入了科学殿堂的大门，离一个优秀科学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37岁时，我成为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的终身教授，这才觉得自己差不多算是学成了。一方面，我对本专业有了透彻的学术理解，另一方面，我也了解美国的学术体系是如何运作的。

2003年，国家要成立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北生所”），定位是科技体制改革的“试验田”。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发挥作用的好机会，于是我回来了，和耶鲁大学终身教授邓兴旺共同担任所长，那一年我40岁。

从1985年赴美留学到2003年回国，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一直在思索：接下来，中国的科学发展到底需要什么？怎样才能在中国做出影响世界的科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科研有些像体育，体育是体能竞争，科研是智力竞赛。科研文化和体育文化也有相似之处，中国女排当年能够五连冠，是有其文化传承的。

我认为，一个好的科研文化是追求卓越的文化，需要对好坏有一个判断标准。然而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社会，很多情况会导致判断不清。北生所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建立符合科学发展的文化和体制环境，并以此为载体，吸引受过系统科学训练，具有科学追求的年轻人回国，让科学家们能心无旁骛地进行研究。

创立北生所并非一个一帆风顺的过程，作为先驱，你必然会经历各种冷暖。我在北生所任所长15年，收获很大，它实现、甚至超过了我的愿望。北生所很多年轻科学家通过自己的努力，走到了各自领域的世界前沿。比如2012年，李文辉研究员在《eLife》杂志上发表了有关乙肝病毒受体的研究结果，这一发现被同行认为是“真正在中国做出的生命科学重大突破”。李文辉自2007年到北生所，5年只发过一篇文章。一个科研机构容许工作人员在5年时间里没有像样的业绩，这在国内科学界是很少见的。

一直以来，我都有成立公司的想法。我在美国的研究领域是细胞凋亡，细胞凋亡与肿瘤治疗的关系非常密切。2010年，有投资人找我，希望我能在美国旧金山湾区创立医药公司。湾区是和美国波士顿齐名的生物医药创新谷，聚集了大批的华人科学家和创业者。

在朋友聚会上，我遇到了欧雷强（John Oyler），他是美国人，在企业运营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我们很早就认识，当时他刚刚卖掉了上一个公司。我们一拍即合，观念不同的是他认为创业应该在中国。

中国当时已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医药市场，有着巨大的药物需求。中国正在步入老龄化社会，中国每年大约新增430万例癌症患者，远远大于欧美和日本的总和。由于本土研发能力不足，中国癌症患者的五年生存率远低于欧美，只有三成左右。这意味着中国癌症患者的需求远远没有得到满足，抗癌药市场会越来越大。

我被他说服了，公司设在中国，名字叫“百济神州”，意思是“百创新药，济世惠民”。2011年，公司成立，专注于癌症治疗的分子靶向药和肿瘤免疫药物的研发。公司位置在北生所对面，我担任科学顾问委员会主席，公司的日常经营由欧雷强主管。目前，我依然在北生所上班，相比企业家和创业者来说，我更喜欢科学家这个身份，科研一直是我的主业。

我们希望百济神州可以研制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新药，让中国的抗癌药研发与国际接轨，改善国人的健康。这是一个不小的景愿。新药研发是一个系统工程，难度和投入都非常大。在国外制药公司研发一款First-in-class的新药，和波音公司研发一款新型飞机的投入是一样的，都要10亿美元的资金，而且整个研发周期超过10年，成功率不超过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