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劳动关系的调节和规范，也转变为以法律手段市场自行调节。 )

比较优势理论最早由大卫·李嘉图提出，这位古典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认为，在国际贸易中，即使一个国家在生产上没有任何绝对优势，只要它与其他国家相比，生产商品的相对成本不同，这个国家就应该专注于生产并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商品，而且，所有贸易参与国的利益都比不参与贸易时提高。

经济学家们总是习惯拿比尔·盖茨或者泰戈·伍兹之类的成功人士来解释比较优势。假如日进斗金的比尔·盖茨同时还是一位修建草坪的高手，他是应该自己打理家里的草坪，还是请一位水平不如他的工人？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对方修建草坪的手艺不如他，比尔·盖茨也应该请这位工人。在这次劳动分工中，双方的利益都获得了提升，比尔·盖茨腾出时间来赚了更多的钱，而这位手艺不怎么样的工人也避免了失业。这位工人和比尔·盖茨相比，他的比较优势在于机会成本太低，如果不为比尔·盖茨修建草坪，也没有太好的赚钱机会，而比尔·盖茨的比较劣势则在于修建草坪的机会成本过高，浪费在草坪上的时间原本可以赚更多的钱。

自从大卫·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理论以来，经过几代经济学家的补充和发展，这一理论几乎成为国际贸易和分工的金科玉律。在全球化浪潮中，很多国家基于本国的资源禀赋，努力寻找自己的比较优势，这些年“中国制造”凭借物美价廉占据全球市场，其背后的比较优势就是充沛的廉价劳动力。客观地说，很多中国企业迅速成长并融入全球市场，廉价劳动力这一比较优势功不可没，但是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国家要想真正强大起来，这样的比较优势并非可取之道，因为这种模式注定不能长久。劳动力成本被人为压低，事实上是国家对企业的变相补贴，长远来看，企业过分依赖充沛的廉价劳动力，只会削弱自身的竞争力。而劳动力价格终究要受供求关系支配，人为设置的廉价劳动力成本迟早会被市场机制冲垮，最近几年国内沿海地区屡屡发生的“民工荒”就是一个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