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妹妹下定决心放弃高考，想直接参加大专的单招，母亲让我打电话劝劝她。

她当时说了一句话，深深刺痛了我：“就算我考上了大学又能怎样？还不是一样打工，一样找不到工作。”现在我快两年没工作了，事实证明，她说得没错。

不过，决心不工作是我的主动选择，我并不后悔。两年多前，由于厌倦一日复一日和一群受过高等教育的同事争辩“卡通人物露肚脐眼是否低俗”，我在工作中怼天怼地，很快就在端午假期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下午，被新来的领导通知当天立马走人。在这家公司待了四年多，我来不及收拾东西，甚至没有做任何交接，就匆匆离开。

得知我失业的消息，父亲劝我回老家，还说了一些我无法否认的话。他说，“最近我也想过，你找不到好的工作，即便找到了也被裁掉，可能是因为你的人生观不正确，不能散播正能量。”我很想反驳他，但这就是做异类的代价，我问心无愧。

我的父母、祖父母从未有过所谓的体面工作，他们的工作要么在水稻田里，要么在建筑工地上，要么在炉灶前。而我呢？我时不时会为自己的身份感到尴尬，虽然我从小在湖南农村长大，但北京是我唯一长时间生活过的城市。人们常常用“农民工”这个词来指代我进城打工的父亲，但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也是一名农民工。从踏足北京的第一天起，我身上就有一种挥之不去的自卑感，从不相信自己能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面试时总也学不会坦荡地自我推销。

但工作越久我越意识到，我在大城市的写字楼里所做的工作，并不比我父母的更高贵。我们研制算法，制造让人沉迷的赛博垃圾；我们学了文学，制造耸人听闻的虚假内容……周围的人都在说，要想在北京有个像样的生活，起码得一两万月薪，这当然是某种事实，而为了我们所相信的这个事实，我们主动或被动卷入一种剥削，一种被科技和知识美化了的剥削。而免于被如此剥削，是一种隐形的特权。这种感受在某一刻尤为强烈，那天我亲口听我的同事说，他怀念之前居家办公的日子，“不用去公司，钱也没少拿。”

我一直坚信，公司是社会的缩影，你如何对待工作，就如何参与社会。所以在找到有价值的工作之前，我决定“非暴力不合作”。我当然清楚，无论在哪个时代，追求工作的价值和意义感无疑都是奢侈的。但步入社会几年后，工作给我带来的痛苦已经远远超越了生存的焦虑，所以我还是决定任性一把。这样的任性有一部分原因是我的“不入世”让我避免掉入主流社会中的大多数陷阱，当然了，还有一部分是赔偿金和理财收益给我带来的底气。

两年不上班的日子，带给我最大的感受是，时间一晃而过，即便我积极主动地填满我的生活。我去旅行，烟花三月一路南下，六月和陌生网友组团自驾去了向往已久的新疆大草原，十二月又去西南边境看银杏。我去做电影节志愿者，参加许多工作时无暇顾及的公益活动。我更勇于表达自己，羞于口头表达，那就用文字去描绘一个自己想要的世界，正如我此时此刻写下这篇文章。

两年不上班之后，我愈发确定，我的生活方式不能简单套用于上班与否这个二元的思维模式之中。我当然热爱自由，但我也并不排斥上班。只不过，当我发出的简历一次次落入“已读不回”的境地，当我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却像菜市场的剩菜一样被人以过分严苛的标准审视，虽然我还是会和往常一样心里咯噔一下，但我在一次次自我怀疑中终于学会了提醒自己：这并非我的错，衡量一个人并非只有工作这一个标准。

那些拥有世俗意义上的好工作的人，我多少也认识一二。他们是精英中的精英，毕业于最好的大学，在最好的互联网大厂工作，但和我父亲这种只上过高中和工地的底层农民工一样，他们骨子里都有一种对于所谓“正轨”近乎偏执的执着，目光再远，似乎也只能看见同一条路，就像正在拉磨的驴，死死地盯着主人挂在他们眼前的食物，一边转圈一边满怀期待地往前跑，无休无止。这并非嘲讽，因为我也曾位列其中。成为一个可支配时间异常富足的闲散人士之后，我陪在大厂工作的朋友做过一次肠胃镜，他打了全麻，清醒后他跟我说，他刚刚做梦梦到自己在处理工作。那时我确信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不过，重塑自己的精神世界并非易事，毕竟从小在优绩主义的环境中长大，好不容易不再为学历和工作感到焦虑，碌碌无为的日子里，我又开始为自己的庸俗而焦虑。我是否对于这个世界还是个有用的人？这个问题带来的焦虑感，远比工作带来的焦虑程度更甚。于是不工作的这两年，我会更频繁地梦到高考失利、数学考试大题不会。这听着很可怕，但这一次比我几年前从第一份工作中裸辞后的处境好了很多，除了经济因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多了许多触得到、摸得着的情感连接。

不久前听了一期播客，主播提供了一组数据：近10年间中国人的工作时间平均每周增长了4小时，房价上涨，通勤时间也大幅增长，短视频出现后手机使用时长也在大幅上升……如此种种叠加起来，抢走了睡眠时间、和家人相处的时间以及其他社交时间。情感的供给少了，但大家对情感的需求并未消失，于是就出现了像“白城大姨”事件以及其他很多常人难以理解的情绪消费，不过这些终究治标不治本。也许人类远比自己想象的要脆弱，一边被异化一边又找不到解药，只能从边边角角的地方缝缝补补。

情感很重要。在物质文明空前发达的今天，大多数人已不再受困于温饱问题，情感连接是一个人感受到活着的重要因素。这里的情感连接，指的是一种出于理解与尊重的爱，它可以是任何形态。说到这种爱，我总能想起那位因为910元车费自杀的18岁男孩，他手机微信上躺着的那十几个联系人或许意味着一种情感贫困，它比物质上的贫困更为严峻，更让人束手无策。

对我来说，失去社会身份后，社会连接的确变少了，但远远达不到许多人担心的“与社会脱节”，因为我的情感连接“因祸得福”地变多了。比如，一方不上班后生活节奏的不同步，的确会让恋爱中的两个人争执直线上升，但从前疲于面对的问题不得不一个个直视后，尊重和理解反而加深了。还有友情。离职的这两年里，我交的朋友比我工作的八年还要多，虽说工作中也能交到朋友，但远不如我去各种线下活动中“奔现”交到的朋友更合心意。那些日常用来定义你的社会身份坐标轴不再重要，你在对方眼里是否有趣和合拍才是唯一重要的。

还有那些无法被定义的瞬间。就在刚刚结束的清明节前夕，我网购了老家的艾蒿，亲手制作了只有春天才能吃上的蒿子粑粑，在北京的一个工作日晚上，我骑着共享单车给住在附近的朋友送去，回来的路上我饿了，把单车停在路边，拿出朋友交换的特产充饥，一种幸福感油然而生。

不上班之后，一个人旅行的次数变多了，在腾冲的一个青旅，因为随口一句接话，我加入了一个互不相识的旅行小队，来自天南地北的几个人在一起疯玩了几天之后，他们一个接一个先后拖着行李离开，我心里莫名涌起一股不可名状的失落。出发之前，我想象过一个人旅行的孤独，但我怎么也料想不到，孤独是以这样一种方式降临。而它的降临又提醒我：美好的连接没有形状。

人也应该没有形状。我一直相信大部分人并无本质的优劣之分，无非是谁比谁更适应某一套规则。很多时候，由于管理效率的问题，少数人或者大部分弱者会成为被牺牲掉的代价，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人就不行，更多是因为他们具备的这些特质恰好不被这个系统认可。  

学校的优秀学生、企业的优秀员工、乃至被整个社会定义的所谓“正常人”……真的比坏学生、差员工、“边缘人”更好吗？

这个社会很多人信奉唯一的一条轨道，大多数人对待异类、对待脱轨者的态度相当恶劣，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真的认为这些人低人一等；而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心虚，他们需要通过贬低脱轨者来加强信念，强迫自己相信，他们所追求的一切是唯一正确的。

这样的人，的确是社会的管理者乐于见到的。但人毕竟是人，不是机器，如果整个社会成了一个巨大的“考试机器”，人是否还有存在的意义？或许我们应该感谢那些拒绝的人，是他们提醒大家，人还可以是人。

原本这篇文章写到这里就结束了，但不久前我临时做了个听起来很疯狂的决定，我把大部分行李寄存在了仓库，把养了多年的猫寄养在了朋友家里，男朋友也厌倦了大厂的工作，裸辞后和我一起离开北京，暂时来到成都旅居。我们只订了一个月的房子，一个月后会在哪里，我不知道。也许会去另一个城市上班，也许继续漂泊。抛下锚的安心和收起锚的自由，我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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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刘桢 / 审核：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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