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偷脸”制作色情照片：她们艰难的“捉鬼”维权路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今天·阅读时长28分钟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记者｜王怡然
一个仿生的“我”
“Tinder（一款约会软件）刷到你了，姐姐是sub（注：性虐恋词汇）？”一位曾在咖啡店认识，追过于念的男生突然发来这样一条消息。
又来了。于念只觉得非常无力。过去的一段时间里，不少人陆续发来这样的询问消息。她的照片遍布外网到国内的各类社交软件。照片的配文，通常是“k9”、“湿透了”、“内射”等一些有性暗示的词条。她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去和别人解释，这不是自己。
于念是一名大厂的产品经理，副业是内衣设计师。她经常发照片的平台是一个相对小众的app。最初，这是一个互联网金融行业的信息交流平台，聚集着很多从业者。她从2017年就开始用它了解行业资讯、交朋友。用久了，这里成为了她的“朋友圈”，大部分照片都只在这里分享。于念的内衣品牌，也是从这个app上做起来的。这个副业需要拍摄一些看起来比较性感的图片作为商品展示分享。
2024年，有位朋友突然发给于念一张截图，询问这是不是她。图来自一个外网标准的色情账号，从2023年7月开始发布内容。该账号的图片都是于念发在这个app上的，有的被直接搬运，有的则被拼凑上一个裸露的下体。
对方账号塑造出的这个形象，是一个长居上海的内衣模特。文案有时会部分照搬于念的分享，比如“深夜emo”这种心情类文案，再配上一些性暗示的词条。这些内容真真假假掺在一起，很容易让不知情的人以为，那就是于念的“另一面”。
于念迅速做出反应，把平台上自己的照片全部隐藏，又去外网上反复举报。但她没想到，对方并没有停止更新，反而去翻app上她朋友的账号，将里面有于念的合照发出来，配文营造“群p”（注：多人性交）的感觉，还会发一些身材或是某个角度像她的人的图片。
因为这些图联系于念的人，有朋友，也有陌生人。她和那些与盗图者有交集的人交流，逐渐拼凑出对方盗图的目的。这些账号通常会通过照片吸引异性，收一个“门槛费”可以加微信，加上后诱导对方发红包，可以看更私密的照片。
于念当然不是这个产业链上的唯一受害者。
张晓有份在国企的稳定工作，和很多女孩一样，会在朋友圈分享照片和心情。2023年，她被朋友告知在外网刷到了她的照片，截图过来一看，也是个标准的色情账号。账号把她分享的普通照片拼接上裸露的下半身，账号的头像是她，背景图是她拍的风景照。
最开始，张晓压根没当回事。她觉得网络时代，被盗图也挺正常的。但陆续有几位网友在其他平台上私信她，问这个账号是不是她，说这个账号加微信不收门槛费，加了后聊起来，偶尔要些“一杯奶茶钱”的小红包，主要是约他们到线下去见面。
张晓让朋友去加对方的微信，想看看对方究竟要干什么。没想到，这两个朋友压根没被通过好友。因为对方要求“180以上，长得帅，有钱”。按理说，纯粹的骗子不应该“挑客户”，张晓推测，这个盗图者可能是个女孩，所以希望约来的是优质男生。
她让第三位朋友去联系，打造了一个“身高188cm，黑皮体育生”的形象。这次，朋友成功加到了微信。看到对方的朋友圈后，张晓开始慌了。因为那个账号，“完全就是一个赛博仿生的我。”
对方的朋友圈一点涉黄的信息都没有，几乎复制了张晓朋友圈的内容，甚至连她和保安吵架、在健身房门口抱怨自己为什么这么懒惰、去锻炼拍的无人的空镜头都会搬运。但同时，这个账号又会精准的做一些微调。对方的“人设”是南京26岁公务员。张晓今年35岁，过生日发庆生照，文案中提到年龄，对方会删除改成其他的文案。张晓住在杭州，发张自拍抱怨雨天，而南京那天没下雨，文案也被改成其他内容。
“这完全是一比一针对我的精准狙击。”张晓说道。她脑海中闪过很多离谱念头，比如对方是不是要用自己的身份去搞比较严重的诈骗，甚至“他是不是想某一天杀了我，然后取代我活在这个世界上？”
张晓的第一反应是保护自己。她几乎删光了朋友圈里所有地区显示是南京的人。一天后，她冷静下来，意识到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张晓觉得，自己一定要找到这个人。
抓鬼
“鬼”，就在身边。张晓非常确定这一点。
她朋友圈里有4000多人，排除掉最亲近的一小部分，再排除掉2022年3月22日（注：仿生账号建立的时间）后加上好友、没有“作案”条件的人，剩下所有人，她一碗水端平，都列入了排查范围内。
最初，张晓用“四分法”，把这些好友分为“微商”、“亲戚”、“同学”、“大学”四组。她发四条不同的朋友圈，分别仅其中一组可见，准备看对方搬运了哪条，缩小范围。
第二天一早，其中一条朋友圈被搬运了。但张晓意识到，分四组筛选效率太低，她研究出了一套“编码测试法”，每轮分25个组，通过不同的排列组合方式，一轮编码就可以把范围从4000个人缩到160个。不到三天的时间里，她锁定三个“嫌疑人”。
其实，在张晓心里，已经有了嫌疑对象：这个组里，只有一个是女生，对方是之前在班群里加的（注：当时张晓在读非全日制研究生），几乎没说过话，朋友圈还是屏蔽她的状态。
张晓发出了最后一条“捉鬼”朋友圈。没想到，结果却打翻了她之前的所有推测。
盗图者是一名男性。张晓刚考上非全日制研究生的时候，有很多繁琐的文件需要盖章，但她距离学校又太远，往返不便。她在研究生群里加过几个全日制的研究生，拜托他们帮忙在学校拿取一下文件，这名盗图者就是其中之一。
“普通，就是非常非常普通，不然我不可能没有一点印象。”男生的身高、外貌、当时的穿着打扮与谈吐，张晓全都想不起来。二人唯一的交集，就是张晓五年前请他吃过一次饭做感谢。后来，她在朋友圈看到，这位盗图者已经去了一所985高校读博，甚至还结了婚。
“我都震惊了，他是个男生，怎么约人家线下见面？还要求对方身高颜值，难不成是搞‘南京红姐’那样的骗局”？张晓不明白。盗图者的警惕心很强，她派去加好友的那位朋友，或许因为过于急迫推进线下见面，被盗图者主动删除了。越是想不通盗图者的行为动机，张晓越是恐惧。她想了一夜，最终决定报警。
可打出报警电话，派出所民警说当即要来调查时，张晓却犹豫了。她找了一个借口拒绝，说自己现在要上班。
她想，这个男生从小一路读书没离开过学校，不一定知道做这个事情有多恶劣的后果，自己比他大十岁，是不是没必要去较这个劲？她还想，报警会留案底，寒窗苦读不容易，可别直接毁掉男生的前途。
整整一个上午，张晓心神不宁。最终，恐惧占了上风：“万一他做出更糟糕的事怎么办”？中午，她终于走进了派出所。
报警、立案、抓捕，这是张晓最初设想的一套流程。她本还寻思，要不要为男生求求情，别把事情说的那么严重。没想到，警察听了她的描述，只问了一个问题：“你被骗钱了吗？”张晓说没有。警察说，那我们立不了案。张晓展示了她在追查过程中搜集到网上网友被这位盗图者骗的证据，警察依旧说没有办法，但帮她找了一名公益律师。
和律师讨论半天，张晓才意识到，她这样的情况，想要通过法律维权，是个“技术性无解”的问题。因为发布黄色图片的网站在境外，ip做了跳转，账号信息全是虚拟的，微信也没有实名，就连之前小红书上找到的受害者，转账方式都是支付宝的口令红包。最后律师得出结论：只要对方一口咬定“我没有”，你完全无法证明是这个人在使用这个仿生账号。“这太离谱了，就好像考试的时候你已经看到他在抄你的卷子了，但监考老师说，你得证明抄卷子的那个人是他。”
张晓灰头土脸的从警察局出来，转头去学校找了辅导员，希望学校方面能够处理。可是辅导员说，警察没有立案，临近毕业学生都已经不在学校，拒绝干涉。张晓这才发现，盗图者做这件事，几乎是“零成本”的。她维权的唯一渠道，就是以侵犯名誉权提起民事诉讼，最好的结果是让对方赔礼道歉，赔偿一点钱。
张晓选择按兵不动。她寄希望于这位盗图者在约线下见面时碰到“硬骨头”。受害者被骗去报警，自己这边就可以提供一个完整的证据链。一段时间里，她甚至频繁地在小红书上发自己的照片，并打开“以图识图”功能，期待更多受骗者能够找到真的自己，和她一起维权。
和张晓相比，于念“抓鬼”更为不易。她使用的那款app无法定位到个人。直到今年3月份，才出现了一个转机。
那时，于念的朋友在朋友圈发了一张与于念的合影。朋友的朋友小乔看到照片，来打听于念的信息。原来，小乔通过其他平台加到了盗图者的微信，此前一直没有发现那是个“假号”，以为合影里的于念就是他加到的人。解释清楚后，小乔通过转账的方式，帮于念确认了盗图者的姓氏和名字里最后一个字。
于念拿着这个信息报警。警察说，这属于民事案件，公安不管，只能走法律途径。于是，她花1万5千元找了律师，根据微信取证到的身份信息，写申请令递交给法院。法院出具了针对腾讯（注：微信app的所属公司）的调查令。又过了两周，于念拿到了盗图者的个人信息，可以开始起诉。
而在和律师沟通后，于念也发现，自己折腾一通下来，根本不能像想象中一样将盗图者“绳之以法”。“我们不能告他是诈骗，因为他骗的不是我的钱，受害方不是我。传播淫秽物品和侮辱诽谤也都告不了，因为外网无法取证，微信这种私域平台也无法确定他的传播量。”
最终，于念只能以"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纠纷"的案由，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对方删除内容，赔偿精神损失费及道歉。现在，案件已经递交法院。
艰难的维权
张晓和于念遇到的维权困境，并不是个例。她们甚至算是幸运儿，大部分人，都无法定位具体的盗图者。
北京金洋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葛源告诉我，不要说普通人，就连律师，都是被偷图的高发受害群体。许多律师为了经营账号，通常会在网上发布一些“精英感”照片。盗图者喜欢偷这类照片营造“反差感”人设。比如，白天是精英律师，晚上是放荡少妇。
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张辰铭是专门从事人格权纠纷类案件的律师，代理过国内许多明星名誉权、肖像权纠纷案件。由于长相帅气，他自己的照片就曾被盗图者偷走，用于网恋诈骗。还有受害者找到他，说自己被骗了一个月的工资。张辰铭的应对方式是，在照片上打上大水印，再写一个公告放在自己各平台主页置顶上。
专门打这类官司的律师，为什么不为自己维权？张辰铭告诉我，正因是律师，所以他非常清楚，这是一件“维权成本极高，但收益极低”的事。
张辰铭介绍，首先，起诉需要拿到对方具体的个人信息。定位到具体盗图者，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跨平台、跨法域让追踪变得极其困难。很多账号都会刻意规避风险，只发暗示性照片和词汇，不直接进行违法交易。
就算能幸运地找到这个具体的盗图者，一共有三种途径来维权，几乎条条不通。
普通人想到的第一步，是报警。理论上，只要是公然发布的侮辱诽谤，公安就有给予行政处罚的权力，但在实践中，葛源能感受到，想让公安立案处理会有很多困难。一方面，基层接报案的民警很可能并不是法律专业出身，很多时候会提出“这是民事/刑事自诉案件，不归我们管”等等理由拒绝受理。葛源往往要和公安进行激烈的辩论，请求他们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里有规定的侮辱诽谤条款进行处理。
此外，警力不足是一个客观的因素。很多案件需要异地办案，要派出警力，还要找当地的警方协助。考虑到这点，葛源在代理类似案子时，都会特意带着受害者跑到违法者本人所在地区去报案。
另一种维权途径，就是刑事诉讼。侮辱诽谤属于自诉案件，法律强调“谁主张，谁举证”。证据的收集全靠受害者本人，但凭借个人的能力，很难拿到完整的证据链条。如果黄图只发在外网，就算关联到国内账号，也无法证明“账号使用人就是这个人”。只要盗图者坚称“外网账号不是我”，就很难形成法律意义上的证据链。
自诉转为公诉，不是不可能，但条件非常苛刻——盗图行为要严重扰乱公共秩序，比如达到长期、大规模对一个普通人无理由的侮辱诽谤等要求。普通受害者没有公共影响力，几乎无法达到这种标准。
哪怕成功进入刑事流程，惩罚力度也不尽如人意。2020年发生的“杭州女子遭快递员造谣”案，是一起成功的自诉转公诉案件。受害人在取快递时被便利店店主偷拍视频，捏造“少妇出轨快递小哥”的谣言发到微信群里，造成谣言大规模传播。这起多次登上热搜、备受社会关注的案件，最终判决是判一缓二，也就是说，造谣者没有判实刑，不用坐牢。
最后只剩下一条路，民事诉讼。经常可以适用的案由只有侵犯他人肖像权和侵犯他人名誉权等人格权纠纷，往往只能要求对方赔礼道歉和赔钱。
这类案件的赔偿金额一般都很小。张辰铭结合过往的公开案例总结，明星类案件或许能达到上万元的赔偿，但在很多地级市的司法实践中，普通人案件通常只有小几千元赔偿。律师费、诉讼费、证据保全费、公证费，一套流程下来至少上万元，怎么算都是赔本买卖。
获得一个赔礼道歉则更不容易。葛源介绍，如果对方拒不执行，法院也没办法，最终解决方案大多是法院写份道歉找个报纸刊登，再强制收取一份刊登费用了事。这样做，案子虽结了，但对于受害者的精神，几乎没有任何抚慰作用，反而长期打官司，可能会加重受害者的精神负担。
“国内法院对于肖像权和名誉权侵权案子的裁判标准还是停留在填补损害原则上，而不是惩罚原则上。”张辰铭解释，填补损害原则看的是盗取照片到底造成了怎样的经济损失。
可对于被盗图的受害者，遭受的通常不是经济损失，而是精神损失。尽管民法典中有规定，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但在张辰铭看来，在司法实践中，对于精神损害的认定和赔偿，长期处于一种偏向于保守的状态。
“一方面，精神损害鉴定存在一定困难，怎样算是造成精神损害，造成什么程度的精神损害，全国各地法院认定是不一致的。另一方面，国内统一的精神损害赔偿一般就是几千元，而且实践中，几乎都是以身体权侵害为前提的，只有在身体权受损（比如被泼硫酸导致毁容）的情况下，才能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单纯肖像权侵害的赔偿很少，导致最后判罚结果通常较低。”张辰铭分析。
张辰铭告诉我，很多普通人会因类似事件来找到他咨询，但大多人听完他的解释就放弃了，愿意花金钱和时间经历来找他打类似官司的，都是对名誉有极度需求的网红或明星。
其实在这些案子里，如果报案的“受害者”是被骗的人，反而好解决一些。因为无论是涉及大金额的诈骗，还是组织卖淫，都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通常会被重视。但这种网络诈骗的受害者地域分散，涉及的又通常是小钱，很难形成一个有规模的案子。再者，对被这些图欺骗的人来说，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会选择吃哑巴亏。张晓在搜集证据的过程中就感受到了这一点。在网上私信张晓的几位男性，既不愿意承认是自己刷到的这个账号，更不愿详细说被骗的过程。所有人都含糊地说：“是朋友刷到的”。
维权难，但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相关案件却越来越多。尤其是随着AI时代到来，无论是去除水印，还是人脸替换，都变得更加便捷。张辰铭的团队从2020年开始代理肖像权侵权案件，最初一年接五到十起，到现在一年能接四五十起，翻了四、五倍。咨询案件更多，一年有上百起。
去年10月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互联网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对互联网法院案件管辖范围作出调整完善。网络侵害名誉权、肖像权、一般人格权、财产权等传统网络侵权纠纷被移除管辖范围。官方给出的解释是“这类案件和基层法院日常受理的案件原理一致，普通基层法院可以进行审理。““我们猜测，这种案子越来越多，互联网法院不堪其扰，实在管不过来了。”葛源说道。
葛源特意赶在这起新规落地前提交了一个案子。为了能把案子拿到北京互联网法院打，他起诉时把违反民法典1195、1197条没有尽到管理、注意义务的平台一并告了进去。这是常年打官司打出的经验：互联网法院处理这类案件多，相对更有经验，大概能得到什么结果心里有底。如果不在北京开庭，去有些地方法院上，可能连民事方面的有些赔偿请求都支持不了。
被改写的生活
这些看似很难具有广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案子，落到每个普通人头上，就是一场生活的地震。
于念对周围的一切变得敏感起来。每认识新的朋友，一个疑问都会不自觉的浮现：他有没有刷到过那个账号？他把我当成眼前的这个人，还是网上的那条“狗”？这种不安全感渗透进了她的生活，和男生约会时，但凡对方有一点亲昵越界的举动，她都会反应异常激烈。
她变得有些喜怒无常。去找律师写诉状，她把律师骂了一顿。爆发的点在于，律师询问她：“那他文案也是抄你的吗？”理智告诉于念，律师只是想确认下客观事实，但听在她耳朵里，这句话背后隐含的意思是律师在怀疑她就是假账号里那类人。
于念被盗图，还波及到了她不少朋友，李巧文就是其中一个。她曾发布过一张包含于念在内的四人合影剧照，也被盗图者搬运走，配上“昨晚花絮”这样的文案，暗示“群p”。李巧文的男朋友知道此事后的第一反应是：“你明明知道这个东西是有风险，你为什么要发上去？”李巧文不服气：“觉得你发照片本身就是一个高危行为，所以人家才找上你，这不是受害者有罪论吗？”
于念相信自己“没做错什么”。但原本月销售额达到10多万元的内衣店不再做了，她也不再在社交平台上发布露脸照片。隔三差五被私信的恐惧始终存在。每次有人来问，她都要一遍遍去自证：那不是我，我没有那些爱好，我没有去骗别人钱。于念感觉，自己在经历一场长期的精神强暴。
而她之所以还在坚持打这场不划算的官司，是因为她觉得她不是只在为自己而战。“我年近35岁，我敢于去面对这件事情，无所谓羞耻的问题。但如果此刻是一个大学生，她没有钱，也不知道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她跟她的父母讲，你觉得她的父母会支持她，还是会骂她？她应该怎么办？”
今年，张晓发现盗图者的外网账号在“扫黄行动”中被封号了，不会再有受害者出现，通过法律“制裁”他的最后一丝希望也破灭了，她选择在网上发了一则露脸的视频，讲出这件事。“我把这件事说出来，也是希望更多女孩子在遭遇这种情况时，不要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也不要觉得害怕。”
但她有一个令自己不解的新发现：在视频下，女性的评论多是恐惧担忧，男性却大多幸灾乐祸。有男性评论：“其实他也算帮你宣传了，你可以接着赚这份钱。”“违法盗图的人是男人，骗的也是男人，怎么我们女生反倒在这里觉得害怕、耻辱和羞愧？”张晓不明白。
（注：文中于念、张晓、小乔、李巧文均为化名）
「三联生活小物分享群」正式开始试运行啦！🌟
春夏秋冬~每日不间断上新生活好物。为社群小伙伴们筛选高性价比、品质在线、涵纳衣食住行的好东西，用心甄选每一个能够花小钱提升幸福感的生活好物。
在这里不用费心比价，省心闭眼入；和同频伙伴一起热爱生活、种草好物。
快来加入，群内还有抽奖活动~♥️
扫码添加下方“三联小助手”企业微信，备注“三联生活小物”，发送【《三联生活周刊》购买凭证】或【全年杂志订阅凭证】加群哟～
排版：球球 / 审核：同同
详细岗位要求点击跳转：《三联生活周刊》招撰稿人
文章作者
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发表文章522篇 获得0个推荐 粉丝6987人
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