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辞之后，“为自己而活”的年轻人后悔了吗？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05-03·阅读时长27分钟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记者｜冉佳宁
裸辞之后
开年开工刚过一周，我的大学同学小A激动地向我宣布：“我辞职了！”这在我的意料之中。她对这份工作的抱怨从入职后就没有停止：组织结构不合理、工作重复、工作消息全时段“轰炸”、晋升通道狭窄……在她离开北京前最后一晚的散伙饭上，她的状态是我前所未见的放松。她清楚就业市场并不乐观，不过这不是眼下的主题。她开始积极策划去欧洲的旅行，“休息一段时间再说”。
“休息一段时间再说。”小玉曾经也是这样想的。
她今年29岁，距离上一次裸辞已经过去了两年。为了节约生活成本，她从省会城市搬回了老家县城。起初，小玉“松了一口气”，她计划休整一年，不需要面对上班的烦恼，只需要考虑自己的生活，和朋友们吃喝玩乐。但时间一长，她发现自己好像也不需要社交，越来越不爱出门。在家，她每天可以刷手机看小说到深夜，作息昼夜颠倒。一年之期已至，存款日渐减少，现实的焦虑开始弥漫，小玉觉得自己至少不能向父母伸手要钱。
可她还是没有找工作的决心，一想到面试就开始打退堂鼓。父母和她日常交流不多，但也几次开口催促：“每天不上班也不出门，把自己关在屋里到底在干吗？”小玉心底明白他们是对的，但还是忍不住与他们爆发争吵。面对父母，她只能说，自己会出去，但现在“还不是时候”。
为了增加一些收入，她还尝试过水果店和奶茶店的兼职。在奶茶店试岗的三天，她觉得这份工作很新鲜，流程非常标准，不需要做任何多余的事，也不用多思考。但老板却拒绝了她，一方面是她的年龄偏大，而且更重要的原因是，老板觉得她不会做这份工作太长时间。小玉承认，老板是对的。
在家生活的消费可以很低，加上领取的失业金，两年里小玉只花掉了3万元的存款，这样的生活似乎没有什么不好。她形容自己积极工作的那份“心气”散了。生活陷入了停滞。然而，收入、父母养老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始终避无可避，解决这一切的方式好像也只有逼自己找一份工作。“我迟早是要回去上班的，人生都是反复的，大家走的路都差不多吧。”
主动或被动不上班，失去的是一份收入、习以为常的生活惯性，也是一个年轻人的社会身份和绑定在上面的社会价值感。
33岁，程序员，主动离职，朋友都觉得Cooper去年的这个选择有些不可思议。从河北的小县城到“985”硕士毕业，Cooper赶上互联网大厂的末班车，从北京又来到新加坡，工作年薪百万，朝十晚六，很少加班。辞职的时候，他再过一年就能拿到新加坡的身份。
但身体发出了警告：无法抑制的焦虑带来了注意力无法集中、偏头痛、上班手脚发麻，他连完成一些简单的工作都很困难。Cooper查阅资料才知道，自己这种情况叫作“工作倦怠”，是一种在工作环境中，未能妥善管理长期工作压力而导致的一种综合征。
提辞职的事Cooper纠结了半年，就在辞职当天，他还在给朋友打电话寻求建议，有人劝他忍一忍，再找工作很难。有人赞同他离职，告诉他“养好自己内心的小孩”。那天，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他从地铁站走到豪华的办公楼，摩登的城市、漂亮的喷泉——他看到这一切只想吐。最终，临下班，他心一横提交了离职申请。
Cooper先是尝试休息一个月和妻子去旅行。身心的全面放松让Cooper一度以为自己恢复了工作能力，但回到工位，熟悉的痛苦再次袭来，他最终不得不选择彻底停下。回国那天，他站在樟宜机场，看着窗外繁华的城市问自己：“我为什么走到了这一步？我这一辈子是不是就完了？”
辞职之后，那些来自工作的光环瞬间烟消云散了。Cooper算得上老家“最有出息”的孩子。回到老家后，有的亲戚听说了他的现状，说：“你之前也是吃到红利了，现在就休息一下吧。”然后话题一转，总会不小心引到和自家孩子的比较上，开始讨论自己的孩子毕业找工作。在他们眼中，哪怕是县城每月三四千元收入的工作，都是更好的人生路线，觉得Cooper之前“不接地气”。
在米雅自由职业的前三年，裸辞的后悔感还会时不时冒头，她反复问自己是不是当时太冲动，和一个很好的职业机会失之交臂。自由职业生涯进入了第七年，她有自己的工作室，收入也可观，她不再后悔辞职，但依然会困扰：“我是不是一个有用的人？”“是不是还是一个碌碌无为的人？”在社交场合和陌生人介绍自己时，她总有一种微妙的感受。她很少正式介绍自己是“自由职业者”，而是故意说自己是“无业游民”，等着看别人错愕的表情，也省去了解释自己职业的麻烦。
“就算在公司干着无意义的工作，我也有所谓的产出，参与到了‘社会大机器’里。”米雅解释自己的心结：“我的行为和所有人都一样。我们就像非洲大草原上的角马，所有马都往东跑的时候，只有你往西就会感觉不舒服。”
我“自由”了？
辞职给Cooper带来的打击比想象中更强烈。他原本和妻子规划了旅居，但事实上，他最初连起床走出家门都很困难。刚回到老家、最后悔的两个月里，Cooper总是胡思乱想给自己找原因，在家反刍自己经历的种种细节，怀疑自己全身都是病。有一天，他突然想到，自己的偏头痛可能是脊椎引起的，当初是不是治一下脊椎就好了，怎么会觉得自己有“精神病”，还走到辞职这一步？他去和父母讨论，觉得自己有必要去查一下脊椎，但显然，他的脊椎是无辜的。
在最迷茫的时候，Cooper试着给以前工作过的大厂再次投递简历，但都没有得到结果，原先的“轨道”彻底回不去了。同时他也明白，就算找到了工作，他可能也只会重复之前的痛苦，然后再次崩溃辞职。他也考虑过留在家乡县城工作，但发现这可能是为自己找的另一个“新加坡”。他和其他回到老家的朋友交流，发现他们的日常生活也是为恐惧忙碌，“大家都怕丢掉这份工作”。
辞职那天，Cooper盯着办公楼门口的喷泉发呆，一位路过的台湾同事关心他的情况。简单聊过两句后，对方告诉他，这不是工作压力的问题，而是他的“自我认知”出了问题。
Cooper回顾自己的成长历程，试图理解自己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他最初将此归咎于自己的“小镇做题家”心态——对自己要求很高，希望自己做什么都比别人好，至于“好”的标准，就是获得别人的肯定和夸赞。
这样的期待让Cooper的工作总是充满了内耗，安全感也没有随着职级和收入的提升而增加。岗位的职责和工作越抽象，他就越痛苦，担心自己会是那个“被开掉的人”。2020年以后，互联网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他身为管理层被要求考虑更多技术以外的问题。大厂引入的OKR（目标与关键成果法）要求他每个季度给自己制定目标然后完成，在他看来就是在毫无意义的各种汇报里打转。深夜打开共享文档，他经常看到领导为了拿捏汇报里的几个字工作到凌晨三四点。在越来越“虚”的工作标准里，即便获得他人的正反馈，Cooper也在怀疑自己，也没法松一口气。他把自己在职业上的发展都归功于“走运”。就像他每次跳槽的面试都很顺利，但他不认为这是自己的能力，而是“恰好这个问题我会”“面试官又被我唬过去了”。
Cooper曾经认为新加坡的机会是“幸运”垂青，可以借此摆脱原先的工作困境，逃离35岁的年龄焦虑。但事实上，陌生的文化环境反而加剧了他的焦虑，渗透进了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因为担心别人觉得自己英语不好，日常开口解决一些租房买东西的小事都会成为他的压力。在工作上，大厂运行的逻辑没有变化，他总担心自己有一天就“露馅”了，然后被裁员。虽然客观上，被裁员可以领到一笔赔偿，经济上比主动离职更划算，但Cooper根本无法接受自己被开除，因为这本身就是对他巨大的否定，所以他干脆率先主动开除掉了自己。
辞职前，Cooper一直战战兢兢维护自己完美的简历，走的每一步都是周围人看来最优的选择。当他终于强行让自己从这种惯性中“下车”，生活并没有豁然开朗。他每天从床上坐起来就开始迷茫：“我今天要干吗？我是谁？”从毕业开始就在一个接一个大厂忙碌的Cooper此前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现在他被迫直面这个问题。
而这个问题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回答。
在小小的房间里，小玉独自挣扎。她的社交媒体首页推送了不少离职后重启人生的完美剧本，她都一一尝试，又一一失败。离职后，她每天运动步数不过百，胖了十多斤。她想运动减肥，但坚持不下来。她想捡起年少时喜欢的写作，但写出的存稿一篇都没有发布过，每次构想出来的大纲总在写到一半时半途而废。看起来潇洒的旅居，小玉做不来。这不只是金钱的问题，更是旅游没有给她特殊的感受。她习惯跟着朋友的攻略走，“如果我一个人出门，我就会没有目的，也不知道要干什么”。
和小玉的聊天里，她几次提道：“不知道自己想要干什么，好像没什么很强烈的目标，从来没遇到过特别强烈的情绪和欲望。”
重新生长
离开规律运转的单位之后，大多数人理想的人生模式是去做想做的事，最好还能借此养活自己。但这个过程如同没有目标，孤身在旷野辟出一条路。年轻人面临的第一个具体的问题，是当上班、加班消失了，如何衡量时间的价值。
离职后，“无所事事”给米雅带来了巨大焦虑感。尽管离职后不久，她就开始给朋友的项目做兼职，但这种不安感也还是会时不时让她心里“咯噔”一下。“八小时工作制”遗留的习惯让她不自觉地计算、对比自己每天工作的时间，一旦发现没有像在单位时一样长，就惶恐。
后来她看到一本名为《深度工作》的书，里面提到心理学家安德斯·艾利克森（Anders Ericsson）的理论。安德斯·艾利克森认为，对于高认知度要求的工作，其实，新手能够每天专注工作一小时已经是极限，专家可以达到四小时，但也几乎不能更长了。米雅豁然开朗，回想在单位的时候，看似每天忙得不可开交，但其实，时间常常浪费在和同事沟通、聊天，以及冗长的会议上。只不过那时候，有个“工作时间”的帽子在，大家过得心安理得。
于是，米雅把自己做自由职业后的工资换算成了时薪制，发现其实比上班更加可观。小小的观念转变，极大地促进了她对自我价值的认可。现在她已经可以灵活地面对时间，不再追求“每天一定要干点啥”，而是可以在家收拾房间，和朋友吃饭，把工作日过成周末。
即便暂时没有获得足够的收入，重建时间秩序也是好好生活的前提。
被互联网公司裁员的竹师傅坦言，不工作之后，自己自由了，“但不知道该怎么使用这份自由”。有一天，她一觉从中午睡到晚上11点，起床之后给自己煮泡面吃，她头脑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怎么没有上班时吃夜宵的幸福感？”她意识到，在上班时，她习惯一边埋怨这个结构，却又一边深深依赖它。
回家和母亲生活后，母亲对竹师傅唯一的要求就是早睡早起。她现在过上了比上班时更规律的生活，每天早上7点起床，打一段八段锦，白天写文案、剪视频，严格遵守5点半的“下班时间”。晚饭后，她习惯散散步，休息时间做些钩针的手工，然后早早准备睡觉，终于摆脱了上班时的报复性熬夜。母亲的出发点是对健康有好处，但对于竹师傅来说，对时间的掌控让她重新获得了对生活的控制感，“至少让我觉得这一天是稳定的”。
“自己想做的事”，是不少人在停下来时才开始思考的问题。但事实上，很难有一个答案像悟道般突然在脑海里展现。世界上可能也并不存在一种“想做的事”，突然就能锚定住人生。
“去旅行”是很多人想当然的方式，我问了每一位采访对象是否尝试过旅居改变现状，但他们的回答大多是否定的。米雅告诉我，她在旅行后回来甚至会有一段时间陷入低落。心理咨询师为她解释，像我国西藏、冰岛这些风景太美好的地方会给人带来强烈的刺激，让人更难面对现实，“花了这么多钱，可我怎么这么差，找不到工作还一事无成？”找到自己，不是一口气变成那个社交媒体上光鲜的模板，而是需要缓慢积攒力量。
在求职屡次碰壁后，竹师傅下定决心，接下来一年的时间就专心做自己的自媒体账号，强迫自己规律更新。上班的时候，她一直有随手记录灵感的习惯，从最开始的公众号分享，到后面剪辑vlog，但总是被繁忙的学习和工作打断。那时候，竹师傅不觉得这算爱好。赋闲后，她反复咂摸，发现过去，“上班”是必须，是人生的绝对主角，无论是旅行、结婚生子，还是家中大事，全部需要请假完成，更别说花时间和精力去培养爱好了。没了工作，她才慢慢看清，做自媒体这事说不清爱不爱，但“好像是我人生目前为止坚持最久，而且愿意主动去做的事”。
就算是爱好，一旦变成工作、以赚钱为目标，就会有令人难受的地方。数据的焦虑始终存在，每当这时竹师傅就安慰自己，“这至少比上班要好一点，数据不好，那就下一个再试试”。2025年初，她第一次接到了广告商单，久违的“班味”短暂回归了。有了甲方，广告视频的内容不再完全属于自己。有时甲方还会提出有些奇怪的要求。但赚钱要紧，竹师傅很快就说服了自己接受这一点点“不舒服”。这一年她通过广告收入了4万元，虽然远比不上上班时的工资，但对她已经是很大的鼓舞。
竹师傅对自己有了一点不一样的认识。她对钱的看法变了。过去在互联网公司，她收入不菲，没有高消费的习惯，每月都在存款。可那时候，她不知道自己存钱的目的是什么。现在，她更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她在家的日常开销很低，她只是单纯需要一笔钱，去做一些“不需要思考经济价值”的事情。她最近的计划，是去景德镇做陶瓷，参加一个短期的学习项目。
“自由不是免费的，是要用其他东西去换的。”米雅常常劝其他人不要轻易选择自由职业。上班时，她就是一个自我要求很高的人，但在一个单位，项目结果并不由她个人决定，后果也不由她一人承担。当她真正一个人完成一个项目时，她对自己的要求变得更高：“这不再是个集体项目，没有任何人可以甩锅，一切结果都和自己息息相关，老板不会挡在你前面，你甚至不受《劳动法》的保护。”她担心自己可能失去客户，还遭遇过款项无法回收的困境。能够承受这份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性，“这是获得自由的前提”。
但在这份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性里，米雅逐渐获得了另外一种更深层次的安全感。它来自“自己做成一件事”的经验。近年，收入变得非常不稳定，她也没有那么慌张，毕竟过去的项目是她实打实做出来的。现在，米雅偶尔会主动给感兴趣的项目和公司发去简历，遭到拒绝的时候，她不再自我否定，反而调侃这是对方的损失，“招到我才是他们捡到宝了！”
因为这份底气，她也更愿意去探索自己。两年前，她试着和朋友合作了一个红酒品牌的项目，这是她第一次运营属于自己的产品，不再仅是推广环节，而是一个要从种地开始的“农业项目”。但由于红酒不是米雅擅长的领域，两人也磨合得不顺利，这个项目只持续了一年左右就被叫停。不过米雅很享受这个尝试创业的过程，“打破舒适圈，主动做些不一样的事情，看看会发生什么”。
打破重建，也许是一条必经之路。离职两个月后，Cooper先是逼自己拉着行李回到了北京，在朋友圈公开了自己的现状。克服了失业的羞耻感后，Cooper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经历职业倦怠的心路历程。他没想到长达十分钟的自述视频居然有不少人愿意看完，有人给他留言说自己看哭了，还把Cooper的分享改成逐字稿，打印出来提醒自己。
因为在新加坡时觉得自己英语不好，他开始参加北京的英语沙龙，这帮助他恢复了社交能力。Cooper发现参加沙龙的年轻人大多不是单纯为了英语而来，而是把沙龙当作一个解压的空间，在聊天中分享各种生活和工作中的焦虑。他突然产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想法：或许自己可以组织以职场为主题的疗愈沙龙，交流大家共同的困境。
这是Cooper第一次想要自己组织一次活动，想法的落地没有想象中那么难。他请一个朋友为他介绍了一个心理咨询师。朋友问Cooper，这样做能有什么产品，要怎样赚钱？希望他想出一个商业模式。Cooper回家想了一夜，最后坦诚地告诉朋友自己不知道，但还是想做。没想到，咨询师的工作室就答应了下来，“那就做”。由工作室提供场地和专业支持，Cooper负责组织参与人员，只需要增加一部分工作室的宣传环节，活动完全免费。
第一次活动组织规模很小，共有包括Cooper在内的八个陌生年轻人聚集在工作室，但每个人的分享都非常真诚。Cooper发现，这些人的状态大多类似，表面的困境是陷入想辞职又担心工作难找的矛盾中，但实际上，他们都和自己一样习惯于被周围“推着走”，意识到自己不快乐，但又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该怎么办。
举办活动的时候Cooper试着让自己用平常心对待这一切，不抱太多的期望，焦虑自己做这件事的意义、担心会不会举办成功，但他收获的成就感却和以往不同。看到大家相似的笑容，Cooper觉得能搭建这样一个让大家放松下来的小空间，做得也没有太差劲。在此之前，他做任何工作都在幻想自己能获得别人的夸奖，更像是一种“自我感动”，而现在他知道这件事确实能帮助到别人，“我就是想做，哪怕没有收到反馈也没有影响”。后来，不少人来向他求助，Cooper觉得自己没法给到专业的建议，于是为此考了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的资格证书。这些努力目前还没有给他带来任何经济收益，甚至准备沙龙物料时还搭进去了六七百元钱，“我就是想看看我到底能做成什么样”。
脱轨的这一年里，Cooper至少确定了一件事：“人生没那么容易完蛋。”这一年里，他不再像以前那样，热衷于做长线规划，为不确定的未来和无法改变的过去焦虑，而是像举办沙龙时那样，想要做的事就去先做再说。他看到一些离职博主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视频，好像他们轻易就接受了全新的生活方式，但他知道，这条路注定艰辛。“不上班不能重启人生，过去那些经历，好的坏的都必须带着向前走，直到和自己和解。”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6年第17期封面故事，文中小玉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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