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园诗人主唱苦果（麻园诗人 供图）

此站麻园

每一个开演唱会的歌手或乐队，总有一首属于自己的“安可曲”。对于乐队麻园诗人来说，那首歌是《晚安》，收录在2017年的专辑《不爱说话的人》里。麻园诗人的音乐大多是躁动而情绪激烈的，像是憋着一股劲，要在火山喷发的那一刻宣泄出来，《晚安》却是难得的沉稳又轻盈。

2024年11月23日，广州亚运城综合体育馆，麻园诗人“此站麻园”巡演的第二站。在整场演唱会的尾声，主唱苦果唱着“在路上抬头向上望，在天色渐暗，一起说晚安”，带着属于乐队的仪式感，结束了整场演唱会。这首歌麻园诗人唱过很多次，2023年8月，他们在《乐队的夏天3》的舞台上再次唱起这首歌，让《晚安》从小众的摇滚乐迷群体里走出去，被更多人听见。也正是有了这次音乐综艺的经历，麻园诗人进入了大众视野。

巡演的第一站开在北京国家速滑馆，这也是麻园诗人乐队成立17年来，第一次将演唱会开进万人体育馆。与流行歌手不同，麻园诗人是一支独立乐队，从昆明一个叫麻园的城中村出发，一路做自己的歌、做暖场乐队、上音乐节、上音乐综艺，直到开启巡回演唱会，他们从小舞台一路唱起来。独立乐队办万人演唱会，国内这样的乐队屈指可数。

广州亚运城综合体育馆这场，从2024年11月22日凌晨两点，乐队一直在彩排。这一场演出是苦果首次担任演唱会音乐总监，他在意每一个位置的听觉感受，在调音的环节，他满场前前后后地跑，要通过场地不同地点的返送来精准地调试声音，让每个角落的观众都能听到最优质的现场。

开场前大约100分钟，团队要举行一场礼拜仪式，类似于电影的开机仪式。如果有专门分管演出的神明，每到周末大概会最繁忙。礼毕，后台真正忙碌起来。麻园诗人不是在造型上花费太多精力的乐队，二三十分钟就可以基本做完造型。“舞台上演出的男生、和声或是乐手，最快10分钟就能化妆完，女生最快也得半小时左右。”造型师Allen边化妆边对我说，常年在广东、香港做演出造型工作，他们经常要为TVB的演员做造型，与内地相比，TVB艺人的妆造普遍更加干练精简。

后台的每个人各自忙碌着，临近上台，苦果的话愈发少些，他心里绷着一根弦，却也要照顾大家的情绪，不让后台的气氛过于紧张。现场导演奔走在舞台和后台之间，做着最后的调适和确认工作。

摇滚乐天生有一种调动人情绪的能力。Intro（介绍）和第一首《凤凰》的音乐响起，苦果戴着标志性的墨镜，冷酷却热烈，用他有着云南口音的撕裂式唱腔，几个鼓点的节奏之后，迅速把现场点燃。在真正令人沸腾的音乐里，没人坐得住。直到内场几乎每个人都站起来，麻园诗人把一场演唱会开成了摇滚音乐节。这是他们没想到的，北京场也没有这么亢奋的现场状态。

在制造一场演唱会的诸多环节中，站在舞台中央的那个人是绝对的核心，他的气质和状态决定着整场秀的面貌。苦果后来对我回忆这场演唱会：“在唱了两三首歌的时候，就觉得状态对了。当舞台上的歌手进入状态之后，演出效果是会成倍叠加的，而歌迷持续的热烈反馈对台上的歌手来说是一种莫大的鼓励，会让他的状态越来越好。”

当现场所有的人都沉浸在音乐的气氛中，即便不那么熟悉所有的歌，也没有任何理由不被带入。现场的音乐就像海水托着每一个人在上面漂荡，在这片海域，都是喜欢相同音乐的同频的人。而只有在这里，才能感受到这种气氛，它像是一个三小时的主题乐园，让人完全沉浸其中，会碰到戳中你的歌词，听到撞击你的旋律，偶尔会有一些开心或难过的记忆碎片闪现出来。这大概就是现场的意义。

麻园诗人演出现场（麻园诗人 供图）

“麻园诗人能开演唱会吗？”

演出之后的第二天，我又见到苦果。我们坐在路边的小店，一人点了一小盅粤式煲汤。如很多人对他的描述一样，他说话内敛、笨拙、真挚。卸下舞台妆，苦果不再是昨日舞台上发光的明星，回归了质朴的样子。走下大舞台的他，仍在适应演唱会结束后的戒断反应。尤其对这个独立乐队出身的主唱来说，刚结束的演唱会对他的音乐经验和表演心理都是挑战。

“《乐队的夏天》是我们第一次站在大舞台演出，我特别紧张。尤其是第一场唱《泸沽湖》的时候，当屏幕升起来，我看到马东他们这些评委、大音乐人坐在下面的时候，我腿和手都是抖的。我特别不安，像含了一嘴沙子，我是怎么唱下来的都不知道，就紧张到在这种程度。”从参加《乐队的夏天》到开演唱会，从主唱到音乐总监，这中间不到一年的时间，苦果发生了质的蜕变。

开演唱会与参加音乐节和综艺都不一样。“综艺只是对一个音乐人的加持，让平时不怎么了解摇滚音乐和独立乐队的大众去看到这个行业还有这么多好听的作品。”麻园诗人的老板、博山娱乐CEO赵伟民说。能否办演唱会、办一场什么样的演唱会，是赵伟民团队需要面对的问题。2021年3月，麻园诗人正式签约博山娱乐，在此之前，他们一直是一支活跃在中国摇滚圈的独立乐队。

“此站麻园”巡演广州站现场（刘有志 摄）

2008年，麻园诗人在云南诞生。乐队最初在昆明麻园村活动，这里是云南艺术学院的根据地，聚集了很多本地的艺术家和音乐人。苦果给自己的乐队起名，就用了“麻园”的字眼，他又想让乐队显得更内敛一些，便又加了“诗人”二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麻园诗人是昆明演出中最频繁出现的暖场乐队，谢天笑、二手玫瑰、逃跑计划等乐队来云南演出，都能看到麻园诗人暖场。那时他们的音乐是典型的垃圾摇滚（grunge）风格，狂躁、爆裂，充满破坏性，就像广州场演唱会的开场一样，似乎没有什么过渡，现场就被点燃了。

虽然在昆明小有名气，不过那时的麻园诗人还不是一支职业乐队，苦果和其他成员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乐队成员发生过变动，直到2015年，麻园诗人都没有正式发行过一张专辑。此时的麻园诗人，歌里写满了对生存环境的不满和抱怨，苦果甚至一度觉得，那时写歌是“严重自私的”，睡在榻榻米，爬上屋顶，摔碎玻璃，用身体撞墙，拥抱繁星……苦果在歌里写尽了自己的状态，后来，这些早期的歌才收录在一起，做成专辑。

2016年，麻园诗人首张正式的专辑《母星》面世，也宣告乐队正式转向英伦摇滚，此时的他们，越来越有一支成熟乐队的面貌了。“从livehouse到音乐节，再到演唱会，慢慢进入更大的主流市场，是目前麻园诗人走的路。其实一开始我们也很纠结，也要做风险评估，这还是跟公司对艺人的定位有关。像麻园诗人这种气质的乐队，他们来自云南昆明，乐队每个成员的性格都很质朴、简单。如果你熟悉他们，会发现在台上和台下他们的反差很大。但是如果要走商业化的路线，麻园诗人并不适合我们传统理解的主流艺人或偶像的路线，不能走过度的商业路线，但是也不能不商业，得从一个职业音乐人的路径去规划，演唱会是这条路上必须经过的一站，原创音乐人、独立音乐人的生命力还是在舞台。”赵伟民说。

麻园诗人演唱会即将开始，后台正在紧张忙碌着（刘有志 摄）

演唱会最初定于2024年4月在温州做首场。因为一些理念分歧，从4月拖到6月，又拖到7月，始终未能成形，但乐队已经为了演唱会准备了很久。早在2024年1月，苦果就开始进入几乎全部歌单重新编曲的工作中。直到夏天，公司决定放弃合作方，自己来主导演唱会。这样一来，乐队可以保证自己的独立性和完整性，不受合作方牵制，但票房的压力随之而来。演唱会作为一个音乐产品，赚钱或赔钱？能否继续运转下去？博山娱乐需要自行承担这个风险。

“此站麻园”第一场开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开票约一万张。在2022年冬奥会之后，国家速滑馆开始转向商业性经营，麻园诗人是第二个在这里开演唱会的艺人，第一个是大张伟。开票前的七八天，苦果很焦虑。“演唱会的海报一发出去，总有质疑的评论：‘麻园诗人？这乐队居然能开演唱会？’那时看到这样的言论，我的心态已经很不好了。开票之前，我甚至还在就宣传的点或者策略和经纪人争吵。我希望开票能卖得好一点，证明一下自己，首先从票房上证明一下自己。北京那场开票第一天卖得很好，卖了4000张，我们老板说一共能卖6000张的话，亏得也不多，就OK了。不过我除了想证明给外人看，也想证明给老板看。”苦果说，可是第二天票数就不怎么涨了，他一下慌了。直到正式演出之前的两天，又卖得很好，最后一天售罄。

这是麻园诗人第一次卖演唱会的票，他们不像有大流量的流行歌手，开票即售罄，苦果和他的团队还没摸到出票的节奏，“之前livehouse演出的票，不愁卖，很快就没了，但现在到了演唱会，售票的压力翻了很多倍。”粗略估算一下，体育馆平均每张演出票的价格是livehouse的4倍到5倍，数量则是20倍以上。“我希望这之后会成为常态化，至少可以用很多场演唱会来摊平演唱会的成本。”苦果说。

“让一个特别‘i’的人嗨起来”

票房的压力上来了，从表演的效果、视觉、编曲到时长，各个环节都是全面升级的状态。音乐制作人赵伯翀和他的V Studio Team是“此站麻园”演唱会的导演团队。他们在整个演出的结构中加入了几段视频，有一段苦果早上醒来，似梦非梦，在多维空间里漂移的场景，镜头一转，又回到真实的接地气状态。类似的片段串联起整场秀，苦果在舞台上也变得更丰满。在北京场最初的舞台设计上，团队设想着加一个T台伸向舞台中央，因为麻园是从livehouse走出来的，演出想要离观众更近，可以和歌迷零距离接触。但这一点，普通的三面台很难满足，因为通常舞台口离防爆铁马有6米到8米的安全距离要求，演唱会也不太可能批下来站立式的观众席，这些客观要求让这场演出从一开始就很难做到音乐节的气氛，所以团队需要用更多声、光、电的方法来调动观众的情绪。

赵伯翀说到，对于任何一场演唱会来说，特效做得再酷炫，都是锦上添花，声音才是本质。“国家速滑馆的场地比较特殊，很像体育场，因为它的场地外圈是跑道，平面相对较大。通常的体育馆，比如上海的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和北京五棵松体育馆，它们的场地中心平面没那么大，而是阶梯看台向上延展得很高。国家速滑馆两侧观演的阶梯没那么高，两侧的座位不多，主要座位集中在中间场地。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好事儿，因为音响的覆盖不需要向空间上方去调，而是要在两侧做补声，更多的是要去考虑平面上的声场。”

赵伯翀曾经是斯琴格日乐的贝斯手，后来转行做了幕后。“一个乐队的几个成员里贝斯手改行做幕后的恐怕最多，可能是因为太闲了。”赵伯翀调侃说。正因为是乐队出身，他对现场音乐的把控敏感且严格，调音、灯光、VJ影像、控场节奏都需要他来设计和掌控，每一个与演出相关的环节都要照顾到。“演出的现场导演跟电影导演有相似的地方，不过电影导演更多的是要把控通过镜头的画面呈现，我们既要画面又要现场，光保了画面，从大屏幕上好看，现场不好也不行，因为观众是用肉眼看的。”所有这些环节的配合，都是为了让观众在现场找到某种情绪，点燃那个情绪的爆发点，让一个特别“i”的人嗨起来。

而这其中，最核心的仍是音乐本身。“做演唱会的编曲，让我意识到，必须要跟流行音乐融合，也许是我们这样的风格必须要和流行音乐融合才能做演唱会。我们不是‘重塑’，不是‘万青’，用他们惯有的能量、惯有的音乐逻辑和观念，就能完成一场演唱会。我们必须要融合很多新东西进去。”苦果说。在现在的舞台的乐器构成上，从一支传统的吉他、贝斯、鼓组成的乐队开始，又加入了小号、键盘、和声，以及另一把辅助吉他，音乐才变得更厚、更丰富。

麻园诗人演唱会即将开始，后台正在紧张忙碌着（刘有志 摄）

“一场演唱会20多首歌，肯定会有四五首热歌大家都会，可以全场大合唱的，气氛一下就起来的。但不能因为这样，其他歌就慢慢来，慢慢铺垫气氛。演唱会两个半小时，气氛是要一直顶起来的，可能只有很少一部分曲目是让观众休息一下、缓冲一下的。因此，每一首歌的编曲都要有亮点，要有起伏，而且一首歌的起伏要很大，每首歌都要有抓人的一些旋律段。”在学习演唱会编曲的这段时间，苦果几乎颠覆了自己对以往摇滚编曲的方式，他曾经做创作，觉得一首歌就要有一种风格，可能某一首很抓人，另外一首要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强的目的性，要自我，要独立，再另一首歌又要走另外的风格。但这在演唱会的编曲上是大忌，它需要既有整体性又要连贯，每一首歌的音乐性都要提升一个量级。

改编时最费劲的是《深海之光》。苦果说，换了三四种思路都觉得不对，第一次想做成“不插电”，因为这首歌本身是一首比较柔和的作品，“可排着排着就睡着了，这哪能‘不插电’？”后来他给制作人发了一首詹姆斯·布朗特（James Blunt）的歌，用钢琴和交响乐改编的配乐，苦果觉得不错，适合《深海之光》，于是他们去找来一支交响乐团，录了一个版本，录完之后拿到音乐节试演，“排练的时候挺好，觉得好大气，可一到音乐节上，没有真正的交响乐团在后面，只是一个PGM（program）来播放的时候，它的音就不对了”。就这样一直演一直调整，到演唱会快要开始的时候，乐队还是觉得不行，决定放弃，重新用回最初的版本——前段乐器的成分很少，演唱为主，乐器被淡化了，之后再进入电声乐队和弦乐的合成器部分，“把它变成一个起伏感很强，而且前面很深情，到后面就越来越往上走了”。直到最后一天排练，这个编曲才最终敲定。

麻园诗人演唱会即将开始，后台正在紧张忙碌着（刘有志 摄）

主唱的自我修养

2023年11月，苦果去日本东京看了一场酷玩乐队（Coldplay）的演唱会，他既是乐迷，又想去“偷师”学习一下。苦果像个“进城的乡下孩子”，恨不得戴个口罩，不想让别人看出他是第一次看演唱会。打出租车去场馆，半道就停了，车过不去，要下来走。走过去的那一路，身边全是乐迷，过马路的天桥都被堵得水泄不通。那场演唱会有5万人，至少有1万是中国人。他觉得太震撼了。一看到场馆边巨大的海报，感到越来越刺激，检票的时候苦果的手都在抖。“又不是我开演唱会，我的手怎么会抖？刚开始的垫场音乐，他们用很科幻、有宇宙感的音乐来做铺垫，我的心才一下子沉下来，我终于来到了Coldplay的演唱会。不然之前我都是蒙的，我不知道我在干吗。前半场我都没怎么听歌，更多的是在看周围的观众，看他们是怎么享受的，我融不进去。我太珍惜那个东西了，想抓住每一个瞬间，反而融不进去。”直到后半场，苦果才把自己放到了演出中。

这场演唱会就像苦果第一次看谢天笑的现场演出一样，改变了他的人生。虽然那时候自己乐队的演唱会已经敲定，但他心里没概念，总觉得跟上音乐节、livehouse差不多，有点没当回事。直到看完酷玩的大秀，他回来第一件事，就是让经纪人帮忙赶紧找音乐总监，“因为演唱会这个事，我一个人、一个乐队完成不了，必须借助更多外部力量”。这之后，苦果开始进入严格的“备战状态”，尽可能地找来更专业的人来把控每一个环节，重新编曲、排练、修改及再排练，不断重复。

与此同时，他还需要对自己进行体能训练。“酷玩的主唱克里斯·马汀（Chris Martin）靠打拳击训练体能，我就学他来，首先体能上你得和人家一样，唱得不如人家，演得不如人家，总得先把体能练好。”不过在昆明不方便打拳，他就选择跑步。两年前，苦果觉得自己身体状态不好，开始规律地跑步，从每天1公里开始，慢慢地加公里数，加到6公里，稳定下来。看了酷玩的采访之后，他决定加到每次15公里。因为跑步伤膝盖，每隔两三天跑一次。训练体能是一方面，对于歌手来说，在舞台上极大消耗体能的情况下还要保持气息稳定地唱歌，这一点更重要。“但是我跑步的地方，周围人挺多，我又不好意思真的唱出来，只能边跑边哼，跑出一段距离再换气，用这样的方式来训练气息的稳定性，蛮有效果的。”苦果说。

在东京看完酷玩之后不久，苦果又在广州看了一场美国流行摇滚乐队共和时代（One Republic）的演唱会，在北京看了另一支美国摇滚乐队打倒男孩（Fall Out Boy）的演唱会。“One Republic和Coldplay不一样，Coldplay的经典音乐太多，他们在音乐之外加入了太多‘秀’的东西，One Republic则回归了乐队原本的东西，他们是技术派的，主唱是非常厉害的制作人，他的音乐是很严谨的。我学到的就是严谨，类似于国内的‘重塑’。不过Fall Out Boy，他们整场不说话，那种表演方式中国人恐怕很难接受，我一个音乐人都觉得有点枯燥，别说其他人了。我觉得演唱会还是得有点互动和交流，提供一些现场才会有的情绪价值。”

在过去的一年多里，苦果一边准备着自己的演唱会，一边找机会看更好的演出，再更新自己的表演方式。在他“偷师”的对象中，还是酷玩给他最大启发。“在现场，我感受到他们的音乐是简单的，但整个音乐的构成、编曲和制作，是很扎实的一个状态，有很牢固的根基。他的编曲和舞台内每一个环节，都构成一场秀的一个概念。它把Coldplay的精神、内心所倡导的一切都放进来，这不仅仅是表演音乐这么简单。他们还阐述很多跟环保相关的理念，每张门票会帮助一个海洋保护组织或森林保护组织。摇滚乐队能做成这样，可以倡导全球人类关注共同的社会问题，也让我很震撼。”

苦果开始学着让自己有制作人意识，而不仅是作为一个乐队主唱，他想做出一场真正的“秀”。“以前我觉得我不应该去影响别人，但现在我不这么想了，我似乎应该去影响别人，因为现在能有这么多人来看我的演出，他们花了这么多钱，他们是认可我的。虽然我现在还没有很完整的概念在演唱会上输出，我会试着在下一张专辑里做出一些改变。有一点我很明确，我要把未来的演唱会做成一个秀，像Coldplay那样。大家花钱来，你就要给他们带来情绪价值和快乐，至少先做到这一步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