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江

在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讨论中，有两个话题让人乐此不疲：他/她配不配得？你意不意外？一般来说，认为“配”，就意味着你的文学品味不够独特，漠视了更加值得褒奖的写作者；认为“不配”，一定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感到“意外”大都是因为你的文学视野不够开阔，知晓的作家不多，或者是对文学的认识没有打开，毕竟鲍勃·迪伦都已是获奖者……是的，诺奖颁给谁我们都不必再感到意外。甚至于很多人猜测，诺贝尔文学奖是否会颁给人工智能呢？我的同事苗千就在瑞典文学院宣布诺奖得主的现场将这个问题抛给了瑞典作家、诺奖评审之一的安娜-卡琳·帕尔姆（Anna-Karin Palm），她的回答是：不太可能，这恐怕是非常非常遥远的未来。以目前的水平来看，人工智能的写作质量还差得很远。

2024年诺贝尔文学奖最终授予韩国作家韩江，应该不算意外。2016年，韩江曾凭借小说《素食者》成为获得布克国际文学奖的首位韩国作家、首位亚洲作家。布克奖被视为诺奖的风向标由来已久，况且当届与之角逐的入围者还有奥尔罕·帕慕克的新作《我脑袋里的怪东西》、大江健三郎的《水死》、埃莱娜·费兰特“那不勒斯四部曲”的第四部《失踪的孩子》等等，因此奖项的含金量颇高。虽然此后其英文译者黛博拉·史密斯被指过多偏离原作，因在翻译中加入了大量的主观创作而遭到诟病，但韩江在西方文坛收获认可的步伐并没有一刻停歇。2018年，她凭借作品《白》再次入围布克国际文学奖短名单。同一年，长篇小说《少年来了》入围国际IMPAC都柏林文学奖短名单。2019年，她获得西班牙圣克莱门特文学奖。2024年，她最新的长篇小说《不做告别》又获得了法国埃米尔·吉美亚洲文学奖。在韩国国内，早在2005年，韩江就凭借中篇小说《蒙古斑》拿下了第29届李箱文学奖——作为韩国文坛最重要的文学奖项之一，它牢固地奠定了韩江在文坛的地位。奖项不能作为一切的证明，但见证了韩江身经百战走到诺奖。

至于诺奖授予韩江的理由：“用充满诗意的散文，直面历史创伤，揭露人类生命的脆弱。”毫不意外，这段授奖词在被解读时不断被轻易地简化成四个字：“政治正确”——因为“直面”、因为“揭露”，也因为本不必额外提及却又绝不会被忽略的作家性别：女。

在韩国，呼声最高的诺奖“候选人”除了韩江之外，还有男作家黄晳暎。在尚未牵涉性骚扰事件时，诗人高银也曾位列前三。81岁作家黄晳暎的长篇小说《日暮时分》曾在2019年入围布克国际文学奖长名单，《铁道家族》（也被译作《铁道员三代》）则在今年入围了布克国际文学奖的短名单。他的小说同样拥有历史关照，这部入围作品是以三代铁道员的故事再现韩国的近现代史。综合作家的年纪和作品的体量，在很多人心里，黄晳暎才应该是第一位获得诺奖的韩国作家。而韩江，“70后”，还有足够的时间积淀及接受检验。

黄晳暎与韩江的写作风格非常不同，对此译者卢鸿金很有发言权，此前，他翻译了韩江的长篇小说《不做告别》，如今他正在翻译黄晳暎笔下长达600页篇幅的《铁道家族》。《不做告别》写的是“济州岛四三事件”，这本书与讲述“光州事件”的小说《少年来了》同为韩江直面历史创伤的最重要的代表作。

卢鸿金说，开始翻译《不做告别》后，他至少有三个月的时间并不知道韩江要表达的是什么——作家在书中使用了大量隐喻，抽象的意象与梦境混杂在一起，不明所以。直至翻译到这本书的后半部分，他才明白其中的一些表达，但另一些则至今也不敢说真正理解。相比之下，黄晳暎现实主义的表达和描述非常直接。另外，同为对历史的书写，韩江的语调更为阴郁沉重。因此，即便《铁道家族》的体量更大，对比韩江的作品，翻译起来反倒容易一些。

韩国从不乏“直面历史创伤”的写作。在几年前的一次采访中，延边大学朝鲜韩国研究中心教授崔一就告诉我：韩国当代文学的60～80年代是“政治性自我”或“意识形态自我”的时代。作家的“自我”被意识形态话语所构筑，被“政治的他者”或“意识形态的他者”所支配。没有“自我”，只有“他者”。上世纪80年代末期，需要与之抗争的现实突然消失，“敌人”（也就是“他者”）没有了，“自我”也随之消失。于是，韩国文学才进入到“后政治时代”，从宏大叙事转入个人叙事，作家或作品不再追求历史的必然性，转向纯粹的“个人”或“自我”，个人的感受、个人的体验、个人的历史、个人的诉求等成为文学的主题。到了90年代末，韩国文学出现又一次转向，从“后政治时代”或“自我的时代”转向“普遍的时代”。作家们重又将目光投向个人之外的“他者”，却已经不再是“政治的他者”或“意识形态的他者”，而是更具有普遍性的“他者”或更具有人文关怀的“他者”，例如欲望、价值、人性等。在这一时期，女性作家表现出从未有过的活力，申京淑、孔枝泳、殷熙耕、金爱烂、韩江都是在那时崭露头角的。她们的写作不能单纯地从“女性主义”的话语去评价。从那时起，韩江写作的一贯主题就是对人的暴力性的反思。她对历史事件的观照，既不是宏大叙事式的，也不是个人的琐碎叙事。她相对倾向于阐明身体、精神等个体生命对历史事件的记忆和再现。换言之，韩江的写作有着非常鲜明的个人特色。

韩国的文学评论者中有人就此诟病，认为韩江的写法并不韩国，她所写的虽然是韩国真实的历史、现状，但却是因为作品惯常“非常西方”地加入一点魔幻色彩，才得以受到西方世界的青睐。那么，什么样的写作才算比较韩国的？韩国文学翻译家、青岛滨海学院韩语系教授金冉在接受采访时说：“韩国小说并不存在自己的历史传统，它的传统要么来自中国，要么来自西方现代文学。”——向前追溯，韩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小说《金鳌新话》就是由汉文写成的，很像我国明代的《剪灯新话》。仅仅就现代的情况而言，金冉也提到，上世纪60～70年代时，韩国文学界就文学该往哪个方向发展展开过激烈的讨论，文学应该参与社会现实还是应该纯粹为了艺术而艺术？最终，“参与文学”取得了全面胜利。这样的选择一直延续到上世纪80～90年代。但2000年后，大多数年轻作家开始尝试突破现实主义的写作范式，混淆现实和幻想的边界：《光之帝国》的作者金英夏、《诅咒兔》的作者郑宝拉，包括韩江，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他认为，所谓更加韩国化的写作，厚重的现实主义作品并不能带领韩国文学“走出去”，反倒正是韩江这样的写作者，因其文学精神、思想价值、写作风格乃至题材都更容易被世界接受，才在让韩国文学乃至东亚文学被西方认可上做出贡献。

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主席安德斯·奥尔森（Anders Olsson）强调，韩江“对肉体与灵魂、生与死之间的联系有着独特的认识，并以诗意和实验性的风格成为当代散文的革新者”。2021年，以《素食者》全新中文译本的出版为由，韩江在接受本刊的采访时，对与之相关的两个问题给出过解释。当我问到“你认为有关历史的书写，最为理想的方式和状态是什么？”时，韩江的回答是：“在创作被称之为历史事件的小说时，我会努力让那些感觉和感情借助鲜活的人体和语言穿过过去的那段时间与空间。这样一来，就可以把那些事件传送到现在了。”而在我问她关于“现在能拯救过去吗？”“活着的人能拯救死去的人吗？”这两句据说每天都会被她写进日记的话有答案了吗，她回答说：“我在20多岁的时候，经常会在日记上这样写。步入40岁以后，在写《少年来了》的时候，才又想起了那些文章。起初我以为现在可以帮助过去，但之后在我非常辛苦的时候，觉得很难完成这本小说的时候，反而觉得那些逝者在帮助活着的我，让我能够继续前行。这给了我一种跨越生死、连接彼此的奇妙感觉。”这或许可以说明韩江为何常常在书中以她独特的方式与逝者对话，让他们发声。

在安德斯·奥尔森的话中，值得注意的还有“散文”一词——授奖词中就用到了它，“prose”。在韩江的作品中，以《素食者》《少年来了》《不做告别》在世界范围内的译介最为广泛，也被认为是她迄今为止的写作中最重要的部分，它们所讨论的都是人类能否完全去除暴力，人与人是否可以相互理解。从文体上看，这三部作品全是小说。韩江的《白》是最接近散文诗的创作，以63个有关白色事物的记忆讲述了一个女性在极端环境下的生存经历。但诺奖向来不是针对作家的某一部作品进行褒奖，因此，授奖词中的“散文”应并非仅仅指向《白》。据金冉教授解释，在韩国文学中有“诗精神”和“散文精神”两种概念，它们指的是作品的内涵而非体裁和叙述的方式——“诗精神”更多描述那些短暂激昂随性而发的抒情，“散文精神”则突出深刻的思考，偏重的不是抒情而是叙事。从这个角度讲，韩江的写作被定义为“散文”就比较好理解了。

再次看见韩国文学

韩江的写作风格独树一帜，因此评论者普遍认为，她的写作特点并不能拿来作为韩国文学、韩国女性文学的整体特征看待，但她的获奖却无疑带来了全世界范围内的对韩国文学全体的注视。

回看2016年，当韩江获得布克国际文学奖时，《素食者》已有中文译本（当时书名被译为《素食主义者》），由小说改编的电影也可以在线上找到观看资源。但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不仅韩江这个名字是陌生的，可以说，韩国文学也都是令人感到陌生的——虽然早在数十年前，就曾有一批韩国文学被译介到国内，但彼时国内读者的阅读趣味更亲近西方文学、拉美文学、日本文学，韩国文学始终未受到太多关注。虽然布克国际文学奖在文学圈内拥有极大的影响力，却很少波及大众读者，加之2014年之后国内对韩国作品的引进非常困难，韩江和韩国文学都并未借到东风进入更多中国读者的视野。

2019年，韩国女作家赵南柱的小说《82年生的金智英》中译本出版，才为韩国文学在中国图书市场带来一次重要的转折。一方面，这本书的顺利出版预示着种种政策限制的解除；另一方面，这本在韩国销售过百万的现象级图书，在中国同样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并引发了热烈的关注，使得一众出版社及图书编辑对韩国文学重新燃起信心。2019年后，韩国文学开始更加集中、大量地涌现在国内图书市场中。两三年间，仅磨铁·大鱼读品一家，就实现了20个韩国文学选题的出版。

除了市场的选择，几乎所有采访对象都与我提到韩国文学翻译院对韩国文学的推动和支持。韩国文学翻译院从2001年起正式启动，它的前身是1996年成立的“韩国文学翻译金库”，当时即为韩国文学的海外传播带来了很大推进。韩国文学翻译院在组织架构上进一步扩大、完善，极大地加速了韩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有出版方向我介绍这个机构对翻译、出版及营销给予的资助时，所用的形容是“直接地、实打实地给钱”。据韩国文学账号Goodbye Library主理人、曾经负责中文版《素食者》及《白》等多部韩国文学作品营销的编辑叶梦瑶观察和统计：到2022年底，韩国文学翻译院共支持了38个语言区域约2200部作品的翻译出版活动。如以过去10年作为一个时间单位，韩国文学翻译院共支持1138部本土作品进军海外；来自海外的资助申请数量在2014年时为13部，2023年增加到281部，2024上半年的申请数量达到160部。

据叶梦瑶介绍，韩国文学翻译院现今已几乎能在韩国文学海外出版的全流程中提供支持。在选题上，韩国文学翻译院支援的季刊杂志Korean Literature Now从2008年创刊起，便以专题、专访、对谈、图书内文选摘等形式，在线上网站与实体杂志上持续介绍韩国当下最新最受欢迎的韩国作家与作品。在具体的图书出版流程上，韩国文学翻译院根据语言、图书类型等为翻译、出版、营销等不同流程提供300万到1500万韩元的资助。除此之外，翻译院也会定期邀请海内外专门从事韩国文学出版的公司和专家，举行会议讨论各自的文学市场趋势。针对译者培养，2008年，韩国文学翻译院成立了翻译学院，到2022年底已经培养了1300多名学生——韩国译者的增多和能力的提升让国际读者更容易进入韩国文学的世界。此外，在2022年11月，韩国文学翻译院上线了网站KLWAVE（Korean Literature Wave的缩写）以提供韩国作家、作品、版权、翻译样章和联系方式等信息，方便国内外出版社之间的沟通，该网站目前拥有1002位作者、6246种图书和110名译者的数据库。

叶梦瑶认为，韩国文学翻译院所获的成果在国际文学奖项中得以直接体现：仅以2024上半年为例，就有三部韩国文学作品获得国际大奖，五部作品入围各大国际奖项的最终候选名单。诗人金惠顺的诗集《幻痛翅膀》获得美国国家书评人协会奖，韩江的《不做告别》获得法国埃米尔·吉美亚洲文学奖，黄宝凛的《欢迎光临休南洞书店》获得日本书店大奖。黄晳暎凭借小说《铁道家族》入围2024年国际布克文学奖短名单，虽然最后未能获奖，但这已是黄晳暎第二次入围国际布克文学奖，也是韩国作家连续三年入围该奖短名单，此前两位分别是2023年千明官的《鲸》和2022年郑宝拉的《诅咒兔》。

因此也有声音认为，韩江能够获得诺奖与韩国文学翻译院将其作为重点的关注对象不无关系，其作品迄今已经在70多个国家翻译出版。

10月10日，在瑞典文学院宣布韩江获得2024年诺贝尔文学奖后，日本东京一家书店为她设立了作品展示专区（视觉中国 供图）

女性作家在韩国风头更盛？

作为普通读者，我对韩国文学译介之蓬勃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中译本书目的增加，而在这当中，又明显感到韩国女作家的作品远丰盛于韩国男作家。我将这样的观察与每一位采访对象分享，基本都得到了肯定。同时得到解答的是，这与出版方引进作品时的选择有直接的关联，并非完全出于韩国文坛的自然样貌。

在韩国文坛中，女性作家与男性作家基本持平。金冉告诉我，女性作家在韩国文坛的地位并非自古有之，她们的异军突起还是要追溯到90年代，这一点从一个学术术语的变化上可以看出来——上世纪30年代，韩国的现代作家中开始出现女性，当时的韩国处于日据时期，因此韩国文学界就将日本人对女性文学的叫法“女流文学”直接用在了韩国的女性文学上，称呼女性作家是女流作家。这个叫法一直沿用到了1990年左右。随着前文提到的一大批极具实力的女作家涌现文坛：申京淑、孔枝泳、殷熙耕、韩江、金爱烂、金息等等，韩国文坛才更用“女性文学”一说。金冉统计了自1990年以来的韩国最具权威的李箱文学奖获奖者的情况：34位得奖者中，16位男作家、18位女作家。也就是说，从上世纪90年代起，韩国文坛中女作家开始与男作家平分秋色。

就国内图书市场所呈现的韩国文学的样貌，金冉认为，从译介的角度看，韩国的经典作家及其文学作品还没有被系统地翻译和介绍，只是被碎片化地翻译和引进，因此国内读者尚未拥有能够对韩国文学进行整体认知的阅读体系。早期译介韩国文学的人大多是韩国文学的研究者，往往偏重筛选在韩国文学史上具有价值的作品进行翻译。而现今出版的选择和主导权在出版界而非学术界，出版社不会完全以文学史作为标准考虑作品的意义和出版价值，他们不得不考虑市场效应。

国内极少数拥有韩国文学专门产品线的出版品牌磨铁·大鱼读品旗下韩国文学工作室的主编任菲告诉我，他们自《82年生的金智英》出版后决心长期专注韩国文学，自2021年底开始筹备并有意识地进行选题积累，在选择上确实有一定的倾向和自己的标准：不管像申京淑、黄晳暎、李文烈、殷熙耕这样的经典作家，还是比较年轻的文坛新锐崔恩荣、金草叶、张康明等等，他们的写作水平、影响力、文本质量及题材和其图书在韩国本土的销量都是重要的考量，即便是在韩国受到极大拥护的作家，到目前为止，他们也十分谨慎，不会在一开始就出全其所有作品。即便如韩江，像磨铁图书那样“求全”——除了其最具知名度的几部作品外，将其市场反响并不算热烈，且拥有更高阅读门槛的片段化、散文式写作的《白》、诗集《把晚餐放进抽屉》也一并出版——韩江的编辑魏凡也不得不承认：的确挺冒险的。对于大部分出版方来说，还是会首先侧重选择适合国内市场的内容题材。比如《82年生的金智英》，又比如在疫情即将结束时，以2015年韩国流行传染病MERS为背景的《我要活下去》就都在国内读者中引起过很大的共鸣。从这个角度上说，女性题材的书籍在现今的图书市场中占据很大的比重也是在情理之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