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物非
10-08·阅读时长14分钟
编辑·徐菁菁
提阿胡普是个只有1400多人的安静渔村。在冲浪名宿们看来,这里就像麦加圣地:南太平洋的波利尼西亚群岛被认为是世界冲浪运动的起源地,而提阿胡普又拥有“这个星球上最重的管浪”。这里的管浪经常达到两三米,最高可达七八米。而在海浪卷起海水后,浪扣下的地方有时只有膝盖深,底下便是锋利的礁石群。
这样的水域条件给水上极限运动玩家留下了无限的发挥空间,同时也蕴藏着十足的风险。冲浪是以海浪为动力的极限运动,运动员首先要趴在或坐在冲浪板上观察等待海浪。当认为合适的浪靠近时,冲浪者要顺着海浪的方向划水给冲浪板足够的速度,再站起身体起乘下浪,在海浪拍下到溃散的过程中在浪板上完成一连串顶转、回切、腾空、钻管等动作。
从2017年开始执裁各级国内外比赛的黄漠雨是40位冲浪国际级裁判中唯一的中国人。“动作的努力度及难度,创新性和进步性,主要得分动作的组合,动作的多样性,以及速度、爆发力和连贯度是裁判关注的评分项。”黄漠雨介绍道,一般来说,动作的水花越大,给人的视觉冲击力越强,分数就越高。“而在这些标准之外,它会根据场地的不同,要求运动员要努力去把场地给予你的的最大潜能发挥出来。大溪地是有很好很好的浪管的,鼓励管浪的滑行。”
但黄漠雨也提到,提阿胡普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举办国际比赛以来,已经有5人在此丧命。尝试冲浪失败后,运动员经常会触底,脚上、大腿和背部都可能被礁石破伤,“挂彩”是家常便饭。近两年也有运动员在这里摔断脊椎、磨伤面部和下嘴唇,甚至今年还有水下摄影师被巨浪拍打后溺水到昏迷。
正因如此,大溪地从2006年开始不再承办世界冲浪联盟(World Surfing League)的女子巡回赛,当时联盟在未征询运动员意见的情况下,认为重管浪对女性冲浪者来说过于危险。直到2022年,女子比赛才重返大溪地,但赛事组织方依然会把运动员送到浪况更温和的近海。
本次奥运会,男女同场竞技。为了尽可能保证运动员的安全,训练和比赛期间都配备了数量充足的救生艇——这在冲浪国际比赛中是极为罕见的。“如果其他地方冲的浪是滑雪的场地赛,那大溪地就是需要在林间穿梭、更可能遭遇雪崩的野雪赛。”黄漠雨说。他和很多国内外同行一样,在赛前都为初次来到提阿胡普的杨思琪揪着心。
自2021年的东京之后,这是冲浪作为正式比赛项目在奥运会上的第二次亮相。在参加巴黎奥运会的男女共48位冲浪选手中,15岁的杨思琪年龄最小,浪龄也最短——她练习冲浪仅有6年。2024年奥运前的三年,杨思琪没有参加过任何世界冲浪联盟(World Surfing League)的职业比赛,并不为人熟知。大多数奥运选手此前都来以海浪凶险闻名的提阿胡普比过赛或冲过浪,而杨思琪在赛前两周才匆匆抵达。
但人们很快发现小看了她的胆量。赛前适应场地期间,杨思琪总是匍匐在冲浪板上,积极地划水去向更大的海浪试图起乘,显得无所畏惧。墨西哥冲浪队教练、西班牙人居伦·洛萨(Julen Lasa)记得,杨思琪一天能尝试25道浪,“这个数字在大赛前是惊人的”。澳大利亚冲浪权威杂志Stab写道:“她一次又一次摔倒,那些世界最顶尖的冲浪教练员也忍不住一起为她的努力和勇气鼓掌。每次从浪板上掉落后,她仍然面带微笑准备下一次尝试。”
当地时间7月27日下午4点左右,杨思琪在奥运会第一轮比赛的第七组出场。转播镜头前,杨思琪拍了拍左肩的五星红旗,龇着牙比出两个“666”的手势。因长期浸泡在海水中、被阳光曝晒,杨思琪蓬松的短发微微泛黄,皮肤是健康的小麦色。她身高超过了1.63米,紧实的大臂和下肢显得格外有力,身材结实。
大溪地当天的赛场天气阴沉,飘着小雨。海浪随着西南风越来越高,渐渐超过了3米,引得小船上的观众阵阵惊呼。“那是我见过最大的管浪。”杨思琪向本刊回忆,当时戴着红头盔、匍匐在冲浪板上的她格外兴奋。计时开始后不久,她便在海浪最陡峭的地方开始划水,是三位选手中第一个起乘下浪的。但她的前两次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排名该组第三。
比赛仅剩4分钟时,落后的杨思琪选择了一道更大、更激进的浪,希望获得更高的分数。“当时我看那个浪是有浪管的,但我没想到它‘嘭’一下扣得那么凶,浪管一下子没了出口。”杨思琪说。不到两秒后,她消失在了浪花中,然后很快被溅起的第二波水花抛到了两三米高的浪顶。又过了一秒,她像是被一个巨大的滚筒洗衣机卷起,消失在了人们的视野之中。
在老家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杨思琪的妈妈陈朝菊在屏幕前看到了这一幕,立刻倒吸了一口凉气。“浪太高太大了,我怕她上不来有危险。”陈朝菊回忆道。这一幕也让美国、巴西、澳大利亚、南非等冲浪传统强国的解说员们难以相信,巨浪中这张勇敢的娃娃脸,6年前才第一次见到大海。
2009年,杨思琪在凉山州会理市益门镇山区出生并长大。长期在国内外集训和比赛,她说自己最想念的是会理当地的羊肉粉和烧烤,还有辣菜和火锅。小时候吃完晚饭,她总喜欢在山上到处追跑嬉戏,最喜欢和伙伴玩的是玩具枪。
除了快乐的回忆,杨思琪的童年也充满了艰辛。杨思琪几个月大的时候父母就分开了,她一直跟着妈妈和外婆长大。家里经济条件不好。当地属于煤矿区,山很深,污染严重,经济也不发达。她出生在一间农村土房。妈妈陈朝菊记得,土房“每次一下雨地上就一汪一汪的(水),漏雨漏得厉害”。等到杨思琪两岁时,土房漏雨漏得“实在没办法了”,其他家人为陈朝菊找来两个师傅,母女俩才有了砖房住。
“那几年人吃了上顿没下顿,家里没米了,我妈还要去借钱买,再慢慢挣钱一起还,挺苦的。”陈朝菊告诉本刊,为了还新修房子的账,她到当时车程超过两个半小时的大城市攀枝花,在住宅楼的工地上打零工,最常接的活儿是给砖房做防水。每年8月至10月的石榴季,她也在帮人打包石榴。辛苦劳作下来,陈朝菊一个月能赚三五千元。她自己只留500块到800块钱,其余的都交给思琪的外婆。陈朝菊记得,女儿在很小的时候就说过要“挣钱养妈妈”,懂事很早。
但在镇上上小学后,杨思琪并不让妈妈省心。她淘气好动,天赋显然不在书本上。一次,杨思琪在电视上看到拳击比赛,觉得打拳很帅很刺激,便告诉陈朝菊:“我也想打拳。”陈朝菊起初听到这样的想法还有些气愤,觉得拳击太危险,断然拒绝。杨思琪舅舅练过摔跤,看到她在小学运动会上拿到跳远、篮球等名次,就提议:要么把孩子送去练体育?
舅舅把杨思琪介绍到了邛海水上运动学校练OP小帆船——类似于帆船界的卡丁车。两位凉山体校的教练告诉本刊,很多农村家庭把被选进运动队当作一种荣耀:不但能上西昌最好的小学和中学,而且学费和生活费全免,是对经济困难家庭的一种缓解。
但在体制内练体育,尤其是练小众非奥项目,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2017年秋天的天津全运会后,小帆船项目不再设全运会金牌。由于全运会上的名次与运动员退役后的待遇挂钩,绝大多数省级专业队都不再从事OP帆船的训练。“冲浪项目被列入东京奥运会以后,2021年的全运会增加了冲浪项目和相应的奖牌。”黄志刚说,“2018年,我们的小帆船队伍有十二三个人,顺应全国的‘跨界跨项选材’,都转到冲浪去了。”
杨思琪OP帆船刚练了9个多月,项目取消的决定下发的时候,她才听说了“冲浪”。继续留队并从2018年开始学习冲浪像是一种为了留在体制内迫不得已的选择。据前国家冲浪队队员们回忆,那一年各省的冲浪人才有限,通过跨界选材,在全国至少有100名运动员会集中到海南日月湾的国家冲浪训练基地,在组建不到一年的海南国家冲浪集训队选拔试水。
“头两年,每批几十个队员被一批批送过来,往往只有十分之一最后能留在海南。”一位曾多次和杨思琪一起冲浪的前国家队队员告诉本刊。黄志刚回忆道,当时和杨思琪一起转练冲浪的十余位队员,绝大多数不是回去练帆船,就是退役去读书了,留下的大多数都在10岁左右。“能留下来的,一定是喜欢这个项目,自己愿意练的,甚至觉得比不比赛、拿不拿成绩都无所谓。”这位前国家队队员补充道。杨思琪便是其中之一,她起初并不了解这项运动,只是隐约觉得到驾驭海浪的感觉很“爽”。
据多位业内人士回忆,那时冲浪训练在国内刚刚起步,还处在融会中西、寻找方向的探索阶段。在记录中国冲浪队从2017年建队到2020年疫情前的纪录片《冲浪国度》(Surf Nation)中,参与设计国家队早期训练安排的黄漠雨说,“我们不只看了‘油管’上关于冲浪训练和心理学的所有视频,还参考了国内体操队和很多运动队的训练计划,来设计独一无二的训练计划”。
“如果把冲浪比作罚篮,你每下一道浪,篮筐都会移动。因为每道浪都是不同的,这只能来自经验。”1976年获得世界上第一位冲浪巡回赛年度冠军的澳大利亚人彼得·唐恩德(Peter Townend)告诉本刊,“培养一个冲浪精英往往需要15年,而中国希望把这个过程缩短一些。”
2017年,唐恩德被聘为国家冲浪队主教练,黄漠雨做起他的助理教练和全队的翻译。从2007年开始在海南冲浪,并执裁当地各类国内外赛事的美国人麦克·阿兰·维沃尔(Michael Allan Weaver)也加入了教练队伍。教练团队从游泳和在海浪中划水开始教,如果海里浪不大,他们会在陆地上练习滑板或在沙滩上练习划水、起乘等基本动作。他们每周训练6天,从早上7点开始,下午五六点结束,晚上还有视频分析课,如果周日浪况良好也不会休息——唐恩德至今仍然对此感到惊讶和一丝不解。
那时的杨思琪,还不到1.4米,有些敦实,像个“假小子”(tomboy)。维沃尔记得,在2018年,她第一次站上模拟冲浪板的泡沫,她还没有掌握浪上动作,就开始抓那些和她差不多高的海浪,然后被海浪一次次拍倒。“那一年年末,所有教练都已经知道她是谁了,而且知道她是个女孩,不是男孩。”维沃尔告诉本刊。到了2019年底的一场全国比赛,日月湾的浪有接近两米高,绝大多数队员都没有抓高浪,杨思琪不只下了浪,而且在浪顶做了个“S”形、颇具力道的回切,再次回到了浪溃下时最陡的地方。“那象征着中国冲浪已经进入更高级别。”维沃尔说。
但即使是最乐观的领导和教练,都觉得中国冲浪运动员至少需要10年——也就是到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才能获得奥运资格。资源的注入加速了这一进程。据知情人士透露,国家体育总局水上运动管理中心很重视冲浪国家队的发展,在巴黎奥运周期大方地花了超过千万元帮助队员更新器材、在国内外训练和比赛。
在今年2月末波多黎各举行的世界冲浪运动会上,杨思琪出人意料地战胜了包括两个世界冲浪联盟年度冠军得主、澳大利亚名将泰勒·赖特(Tyler Wright)等众多名将,在超过100名参赛选手中获得了第15名,拿到了奥运资格。3月之后她聘请外教备战、改进技术的“百十来万元”,是四川省通过“国省共建”机制支持的。
浪上技术动作速率快,力度大,渐渐成了杨思琪的招牌。但管浪滑行,并不是杨思琪的特长。而且杨思琪说,由于护照和签证原因,他和教练罗洋也没能更早抵达大溪地提阿胡普进行训练。师徒二人仅仅在大溪地提阿胡普练了一周六堂课,这也是她所有用来适应“重管浪”的时间:杨思琪说,在此期间,自己只从管浪里冲出来了两三次。
业内普遍认为,成熟的管浪技术,同腾空技巧和顶转、回切等基础技术动作一样,都各需要四五年的时间来打磨,在一个浪况好的地点集中训练最短也需要6到8个月。“技术和资源,我们必须向外教去学习。我们必须得承认,对于管浪的技术,我们确实还是有明显的差距的。”罗洋告诉本刊。他也是转项冲浪的四川运动员,曾经获得过全运会OP帆船项目的银牌,后来成长为国内最早的一批冲浪队教练,主要负责带杨思琪和四川冲浪省队。
“一周的时间练管是根本不够的,其实就相当于没练过。而且有一天训练,浪不大,都可以在水面上看到下面的礁石。”杨思琪说。当被问到是否考虑到被巨浪拍下可能带来的后果时,杨思琪的果敢中夹杂着一丝审慎:“没有。有的话,可能也只有一点点吧。”
巨浪面前的患得患失,一直是欧美澳主流冲浪圈的讨论热点,也是一些高手难以攻克的难题。29岁的巴西冲浪运动员菲利佩·托莱多(Filipe Toledo)曾在2022年和2023年拿下世界冲浪联盟男子年度冠军。但他却被认为一直害怕下大浪——他曾在提阿胡普分站赛的一轮比赛中拿到0分,意味着他一次下浪的尝试都没有,而“世界上最好的小浪选手”这一称谓既是褒奖,也是讽刺。“在大浪上,他不像一些人那样有经验,”托利多的父亲和长期教练曾这样解释儿子对大浪的恐惧,“他害怕撞到珊瑚底部,他害怕撞到那里让自己真的受伤,害怕遭受不可逆转的伤害。这件事一直萦绕在他的脑海里。”
虽然杨思琪目前在技术上还不算顶级选手,但对海浪和冲浪运动的理解上,却表现出和年龄经验不相符的成熟。“冲浪,你需要去结合大自然,不能跟海浪去对抗,”杨思琪告诉本刊,“对抗你更容易受伤。你是去享受的,毕竟大浪其实很让人开心痛快。”这些理解不仅来自于她的天赋,更来自于超常的训练量。
2020年至2023年,佘爽在国家队海南集训和海外训练期间跟过杨思琪的训练,也当过杨思琪和外籍教练员间的翻译。在2022年8月在加州的一次外训时,外教希望让队员们见些世面,组织国家队全体成员观看了提阿胡普世界冲浪联盟巡回赛的比赛直播。她记得,杨思琪当时看到了管浪就显得十分期待。如果有条件的话,有些教练还会辅助队员训练应对大浪,模拟在浪里面被卷动翻滚的状态,或者“在泳池里面或者海里抱一块大石头,在海底走路。”
从2017年底接触冲浪开始,一系列关于胆量的训练,也在帮杨思琪更好地去结合大自然。纪录电影《冲浪国度》中有这样一个画面:在海南的冲浪基地旁,海浪不大时,时任助理教练黄漠雨戴着墨镜和遮阳帽,手里拿着平板电脑,把八九个孩子聚到沙滩上,带他们做一个特别的“训练加测试”。在屏幕上,孩子们需要把所有颜色一样的球一一对应,还要试着记住它们的位置——只是要玩这个游戏,他们必须先在沙滩上跑个50米,再做5个波比跳(burpees)。之后的一组,加大强度到一组20个波比跳,并依次类推。
“身体活动来提升心率,模拟紧张状态下的身体状态。紧接着再通过游戏训练来提升注意力。”黄漠雨这样解释游戏的原理,游戏的结果和孩子们的心率,他都会记到纸上。长期下来,黄漠雨能观察到小运动员抗压能力的提升。“经过一段时间,运动员明显对比赛的心理控制力增强,也更能保证安全性,发挥训练水平。”黄漠雨说,“冲浪的技术能力、比赛的战术能力、比赛的心理能力,对于运动员来说都是同等重要的。”
面对大溪地的巨浪,杨思琪也有备而来。杨思琪记得,在备战巴黎奥运的外训期间,罗哥晚上都要在泳池中给她加练潜泳。“我需要不换气游完50米,每天要完成两趟。如果中间换了气,我那一趟必须重游。”杨思琪起初觉得这样的训练和下浪训练相比很是枯燥,还偶尔有过一些情绪,但还是坚持了下来。启程前往大溪地前,罗洋说,杨思琪在水下憋气的能力已经大幅提高了近一倍,达到3分钟。一旦掉入水中,“水性方面我们是不担心的”。“我知道自己不用去对抗(海浪),因为我能在下面憋很长时间。”杨思琪回忆道。
在大溪地当地时间7月27日下午的巴黎奥运女子冲浪第一轮比赛中,杨思琪又一次挑战巨浪失败,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屏幕前的陈朝菊、黄漠雨和在现场观战的唐恩德都十分紧张。好在30秒后,杨思琪慢慢连人带板浮出了水面。很快,她又伏在浪板上划回了等浪区,继续尝试抓浪,像是什么也没有发生。
杨思琪记得,耳旁的巨响过后,她在乱浪之中,不知道哪边是天哪边是地,但她依然努力让自己保持冷静,不要蹬腿,不要对抗海浪。“前几天,一次失败后急于蹬腿,我的脚就被礁石划伤了。”杨思琪说。有很长一段时间,她有些晕头转向,觉得碰到了海底,但也只能等待身体稳定下来。她记得自己憋气憋了很长时间,再摆动双手,慢慢刨上来,以确保自己的安全。
在南太平洋大溪地岛提阿胡普村,杨思琪在奥运会第二轮的比赛中战胜了秘鲁名将索尔·阿吉雷(Sol Aguirre)进入了16强,爆出了不小的冷门。在第三轮,她不敌最终夺金的美国人卡罗琳·马克斯(Caroline Marks),结束了自己的第一次奥运征程。但她的表现已经引起了广泛注意。佘爽透露,已经有国际冲浪比赛组织方联系到中方,希望为杨思琪征战国际赛场提供整套训练体系和包括冲浪教练、体能教练和心理辅导师的保障团队。
8月初从提阿胡普回国后,杨思琪经历了短暂的休整,在14日到达马尔代夫,参加19日到26日的冲浪亚锦赛。在开幕式上,她作为唯一的奥运参赛选手,用还稍显生疏的英文代表全体运动员在开幕式上宣誓。在不限年龄组的个人单项比赛中,杨思琪收获了一枚铜牌。她说,自己有更远大的目标,希望自己未来有机会能出国打进世界冲浪联盟的积分资格赛,再进入世界冲浪联盟的冠军巡回赛,与卡罗琳·马克斯这样的实力选手更多切磋竞技。
与此同时,杨思琪也希望在比赛期间和更多的人交流成为朋友。回忆起奥运会和亚锦赛的赛场内外,她记得自己在提阿胡普适应场地期间,一位经验丰富的以色列选手给她详细讲解了下管浪前如何通过周围的山峰判断自己相对于一道海浪的位置。在正式比赛期间她还和居伦·洛萨还有西班牙队员打乒乓球。洛萨回忆道:“我们试着消除比赛和竞争的压力,她总是笑个不停。我们玩得很开心,她是一个非常非常快乐的女孩。”
“在那里真的玩得很开心,认识了很多朋友,当地人也很热情。”杨思琪说,“大溪地,我一定还会再回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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