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川俊太郎（1931～2024），日本最著名的当代诗人、剧作家、绘本作家

那个好玩的老头走了

11月19日，据日媒报道，拥有日本“国民诗人”之称的谷川俊太郎，已于11月13日晚病逝，享年92岁。任教于日本国立东北大学的田原，是谷川诗歌的中文译者，两人在20多年的相处中，早已情同父子。“18号我去殡仪馆送别他，一推门，他躺在一个小小的棺材里，跟睡着了一样。我瞬间流了很多眼泪，很想施展魔法把他扶起来，继续跟我聊天。”田原告诉我，谷川生前他几乎每月都要去看老人一次，和他交换关于诗歌的意见。

10月30日，田原还带着一位《朝日新闻》的记者采访了老先生。记者问他：“谷川先生，你现在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谷川回答：“死亡。”“为什么？”谷川语气平淡地说：“我就是好奇死亡到底是什么滋味。”熟悉谷川诗歌的人，肯定会心一笑，这简直是太“谷川式”的回答了。写了60多年诗歌的谷川，就像他诗里所写的那样，“我只是追赶异常美丽的语言蝴蝶的/不谙世故的孩子”，始终对世界充满着好奇与想象。谷川2007年出版的诗集《我》中有首《再见》，他在诗中挨个与自己身体的各个部分道别：“心脏啊，有时让你怦怦惊跳真的很抱歉/脑髓啊，让你思考了那么多无聊的东西/眼睛耳朵嘴小鸡鸡你们也受累了/我对你们觉得抱歉/因为有了你们才有了我”，充满温暖的自嘲。

谷川的诗人形象，伴随那首广为人知的《自我介绍》：“我是一位矮个子的秃头老人/在半个多世纪之间/与名词、动词、助词、形容词和问号等/一起磨炼语言活到了今天/说起来我还是喜欢沉默”，在未曾谋面的读者那里变得生动起来。1999年，诗人蓝蓝和河南的几位诗人在郑州第一次见到谷川时，正是那种感觉：“一个个子很矮、精瘦的小老头，光头，穿了一件T恤，也不怎么说话。”

谷川的诗歌进入中国很晚。上世纪90年代初，田原到日本留学时已是一个小有名气的诗人，可在他的认知里，“日本诗人在中国是缺席的，大家都觉得日本是个经济大国，但没有一个诗人能征服我们”。所以当他1995年在日本天理大学小林孝信的课堂上，第一次读到谷川的几首诗歌《春天》《活着》《二十亿光年的孤独》，顿时觉得非常新鲜。他的诗歌非常自由，语言的自由、表现的自由、想象的自由，总之一身自由，完全没有社会主义国家诗人身上的那种压抑、拘谨和谨慎。”第二天他带着翻译好的几首诗找小林教授，随口说这个人的诗写得不错。小林教授听完很惊讶：“这可是日本number one的诗人！你不知道吗？”随后在小林教授的建议下，他给谷川寄去一本自己刚出的诗集，没想到竟很快收到对方的回信，还有随后寄来的几本诗集。

一年后，在日本高桥举办的世界诗人大会上，田原第一次见到谷川，印象里，65岁的谷川非常有活力，充满少年的朝气。那之后，田原开始有计划地翻译谷川的诗歌，在1999年的《世界文学》上刊载了谷川的36首诗歌，这也是谷川的诗歌首次进入中国。出乎田原预料，这些诗歌很快被国内100多家杂志转载，引起广泛关注。

诗人于坚为谷川2002年首次出版的中译诗集《谷川俊太郎诗歌选》所写序言中，特别提到谷川的诗歌被介绍到中国，并非像许多诗名赫赫的欧美诗人那样，首先作为一个文化符号被强制地介绍过来，而是像初次发表作品的“年轻的”日本诗人那样，赤裸裸地呈现在中文读者面前。在于坚眼里，“他的诗是为人生的，不是诗歌沙龙里只适合诗人小圈子互相切磋的晦涩玩意。他的诗是为家族、母亲、孩子、情人、朋友和一朵六月阳光下盛开的百合花写下的。”

就这样，写诗已50年的老诗人谷川，开始在中国流行开来。像田原一样，人们很快发现，这是一个在日本拥有海量读者的真正的“国民诗人”。

谷川俊太郎在家中的书房（IC photo 供图）

以诗歌写作谋生的“国民诗人”

2003年，田原完成了博士论文《谷川俊太郎论》。论文写作期间，他调查了谷川俊太郎最畅销的诗集销量。那是一本由谷川的诗友、评论家大冈信编选的诗集《凝望天空的蓝》，卖了50多万册。2005年，田原开始编选集英社文库版的谷川俊太郎诗集，目前已出了7卷，累计销售41万册。在一个诗歌日渐边缘化的时代，依然是现象级的销量。这样的成绩，显然是1950年那个19岁便开始诗歌写作的年轻人所不曾想象的。

1931年，谷川出生于一个文艺气氛浓厚的家庭，父亲谷川彻三是著名哲学家和文艺理论家，作为日本大正时代的文化代表，与川端康成、志贺直哉、三好达治等著名文人都是好友。母亲则毕业于一个教会大学，弹得一手好钢琴。或许正因出生于这样的家庭，平时见惯了名人与权威，生性自由的谷川从小便养成了反权威的性格。19岁那年，他厌倦了学校，放弃学业，准备以诗歌写作来养活自己。父亲将他的诗歌交给好友三好达治，三好达治看后大为赞赏，将他的五首诗推荐发表在刊物上，引起关注。1952年，谷川的处女诗集《二十亿光年的孤独》甫一出版，便以新鲜的抒情方式，饱受好评。

大冈信将围绕在同仁刊物《櫂》创作的几个诗人，包括谷川俊太郎、大冈信、饭岛耕一的写作，称为“感受性的祝祭”的诗派，与当时日本受英美文学影响很大的“荒地派”和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的“列岛派”形成对照。谷川后来在一次采访中解释，所谓“祝祭”的意思，是指日本战败之后，许多人都有一种开放感，终于从战争中解放出来的感觉。与另外两派诗人相比，谷川他们没有去过战场，没有战争、征兵的体验，诗歌的起点是战后空洞化的时代背景，从战争的废墟来感受日本。因而从一开始，谷川的诗歌便不太关注社会，与意识形态隐隐保持着距离。

“二战”期间，还上中学的谷川，在东京遭遇大空袭的时候，被疏散到京都的外婆家，骑着自行车到处看被烧焦的尸体。田原问他：“你不害怕吗？”谷川说：“一点也不害怕，只是感到好奇，到处散布着像雕塑一样被烧焦的奇形怪状的尸体。”然而，恰恰由于疏离于意识形态，谷川那种更偏重内心挖掘的诗歌，朝向宇宙出发的诗歌，反而拥有了某种普遍性。

开始写作时，谷川对诗歌的态度也很值得玩味。一次采访中，他说：“与别的诗人不同，我在开始写诗的时候就怀疑诗歌。大部分诗人都觉得诗歌很伟大，要成为优秀的诗人，而我从来没有想过成为优秀诗人。我是从最现实的出发点开始的，想通过诗歌写作来生活。我把写诗看成是最值得怀疑的工作。想想农民、木工，农民的根是大地，木工之本在于加工木材，而诗人的根是很抽象的，看不出来。再往后，对诗歌的怀疑变成了对语言的怀疑。我没有把诗歌作为理想，我在思考如何让更多的人与我的作品产生共鸣。”

与许多将诗歌奉若神明的诗人不同，谷川认为自己不过是语言的工匠，有着清楚的读者意识，不像许多当代诗人那样，一脸严肃地主张自己只为“无限的少数人”写作。田原当时很惊讶，觉得谷川的想法很俗气，“后来我发现恰恰因为这一点，谷川摆脱了功利之心。他的诗歌写作，说白了就是兢兢业业的劳动。他死之后我一直在思考，我觉得他是地球上活得最扬眉吐气的诗人，没有第二位”。

这听起来多少有点悖论：一个靠诗歌写作谋生的人，却恰恰摆脱了写作的功利之心。说起来，这要归功于给他带来丰厚回报的歌词和绘本创作。据统计，谷川先后为日本260所大中小学写过校歌，田原任教的日本国立东北大学的校歌也是谷川创作的。田原问他这些歌曲的稿费是多少，谷川回答一首约为2万美元。谷川最为人所知的歌曲，要算为手冢治虫漫画改编的动画片《铁臂阿童木》和宫崎骏的动画电影《哈尔的移动城堡》创作的主题曲。为《铁臂阿童木》创作主题曲时，还是上世纪60年代，版税制度还不普遍，谷川选择一次性拿了50万日元的稿费，相当于当时普通人几年的薪水。到创作《哈尔的移动城堡》的片尾曲《世界的约定》时，谷川吸取教训，改拿版税。有次在香港，记者问谷川这首歌的版税有多少，谷川笑着说：“你去想象。”田原后来问他，老先生告诉他：“每年都不一样，开始三年，每年有过亿日元的版税。”

另一方面，据统计，从发表在《科学之友》1971年2月刊的《圆圆国王》开始，谷川俊太郎创作了近200本绘本，加上翻译的，共计400多本。与谷川合作的画家，从老一辈的长新太、堀内诚一、濑川康男、和田诚，再到年轻一代的松本大洋、Noritake、朱奈达等，几乎可以串起整个日本绘本史。这些作品，不断探索着绘本的边界，也为谷川带来丰厚的版税回报。

谷川曾说：“我被说成是‘国民诗人’，说明我有很多读者，从小孩到老人，各个年龄层都有；还有一个缘由，就是我的很多作品被收进了各种类型的教科书。之所以得到这么多读者的共鸣，大概是因为我把日本人独有的感受性通过语言表现出来了吧。”这种日本人独有的感受性，就是沉默，在谷川看来，这也是诗歌的根源。这种感受，正如他为2008年汶川地震遇难者所创作的那首短诗《蚂蚁与蝴蝶》：“蚂蚁因它们的小而幸存/蝴蝶因它们的轻而没有受伤/优美的语言也许能耐得住大地震/但此刻我们还是谨言慎行，将心中沉默的金/献给压在废墟下的人们吧”。

永不停歇的诗歌探索者

尽管被称为“国民诗人”，可谷川从来不是通俗意义上的大众诗人。田原发现，谷川早期的诗歌虽然远离社会现实，可到了六七十年代，进入他的写作黄金期后，谷川的诗歌还是发生了变化，他开始意识到诗歌的社会责任感。《死去的男人遗留下的东西》，是谷川俊太郎作词、武满彻作曲，1965年为“祈愿越难和平的市民集会”创作的反战歌曲。写于上世纪70年代的《小鸟在天空消失的日子》，则是谷川敏锐地捕捉到现代工业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而作。有趣的是，对拥有“文以载道”久远传统的中国读者来说，这也是谷川诗歌最初最受欢迎的两首作品。

“谷川诗歌写作上的喜新厌旧，非常严重。他讨厌重复自己，必须不断改变写法，才能继续写下去。我有次和他开玩笑地说，‘你写作上的这种喜新厌旧，跟你结婚三次的经验有没有关系？’他说有点关系。”田原说。

谷川创作于1975年的诗集《定义》，是一本极具实验色彩的诗集，摆脱诗歌传统分行的绵密语段群，不断重新定义身边的事物，让人联想到上世纪90年代于坚、西川等诗人的诗歌探索。据谷川自己说，这本诗集受到当时法国诗人弗朗西斯·蓬热的影响。

谷川还创作了诸如《河童》那样完全放弃意义、节奏先行的语言游戏之歌。为了翻译这首只有几行的短诗，田原几乎花了一年多时间。“因为日语时态变化丰富，但是放在句尾，因而无法押韵，谷川想挑战母语的这种‘缺陷’，写了一系列放弃意义但能够押韵的诗歌。尽管这些诗歌在内容上没有意义，但拓宽了日语的表现空间，很了不起。谷川的诗歌写作，不单单对日本文学，也为日语做出了特殊贡献，可以肯定，日后他的诗歌包括绘本语言，将成为一个谷川式的日语现象。”田原说。

有一次，北岛问田原：“中国的诗人为什么写不出谷川那样的儿童诗？”田原回答：“因为中国的诗人没有了童心。”诗人蓝蓝，写了不少童话和童诗，她编选的《给孩子的100堂诗歌课》中，特别选录谷川的那首《再见》。在她看来，问题或许并非那么简单，早早被各种生存问题压垮，活得压抑，缺乏幽默感，已很难释放内心的童真和天性，这一点，从小在良好家庭环境和呵护中长大的谷川未必能感受。

谷川诗歌中最吸引蓝蓝的，是以孩子般目光观察到的如同初见的世界。在那里，一切既单纯，又富有意味，正如谷川在《院子》一诗中所写：“孩子们在院子的角落里挖了个坑/不是为了埋什么/也不是为了藏什么/他们挥汗如雨/不停地挖着/欣赏了一会儿自己挖的坑/又把它填平/不对任何人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