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彭柳

“五十多年前，在那片戈壁滩上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矿，随后很多人从各地来到了那里。他们架起各种大型机械不停地往地下挖，直到把那片荒凉的戈壁滩挖得灯火通明，兔走狼奔。当年怀着建设祖国大西北理想闯进无人区的时髦工人们，在那里生根发芽。”这是民谣乐手张玮玮与郭龙在演唱自己的专辑《白银饭店》时一段描述自己家乡甘肃白银的开场白。他们感性的文字隐秘地点出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特征：在国家力量的指挥棒下，来自五湖四海的工人对于工业边疆的拓荒。他们在那里生根发芽，最终形成一种独特的、社会主义式的“锈带”（Rust Belt）文化。近年来东北文艺作品的复兴也体现出，这种文化逐步进入主流舆论的视野。如果将审视的眼光继续扩大，就会发现此类故事有着更广泛的地理范围。西至前民主德国的钢铁小城艾森许滕施塔特（旧名斯大林施塔特），东到拥有造船巨头的阿穆尔河畔共青城，雄心勃勃的苏联式的工业化计划几乎在亚欧大陆、横跨两大洋的每一个角落留下了印记。

普林斯顿大学的历史学者斯蒂芬·科特金（Stephen Kotkin）的《磁山：作为一种文明的斯大林主义》（Magnetic Mountain: Stalinism as a Civilization）描绘了苏联早期工业化的全景，这部著作特别聚焦于苏联政权建设“钢城”马格尼托戈尔斯克的努力。尽管其建设过程充满挑战和混乱，但马钢城象征着苏联筚路蓝缕的开拓精神和英雄主义。刘易斯·西格尔鲍

姆（Lewis Siegelbaum）则在《为同志们定制的小轿车：苏联汽车工业的前世今生》（Cars for Comrades: the Life of the Soviet Automobile）中探讨了陶里亚蒂的发展，这是苏联后期发展和稳定时的工业典范。与马钢城的临时居所和强制劳动不同，陶里亚蒂采用了更专业的规划，吸引各个民族的年轻人成为新市民，成为“苏联人身份认同”（Homo Sovieticus）的典范。这两座城市分别代表了苏联不同时期的工业化策略，展现了国家策略和社会变迁的多样性。

但当苏联解体、整个体制转向市场经济，孤岛式的工业城市的竞争劣势便被无限放大。工人能够领到微薄的薪资已是不易，更遑论继续享受企业原本提供的各类社会服务。对于庞大的工人阶级来说，社会身份的陡然变动，或者说自由落体式的下滑，往往让他们有相比于其他阶层更明显的感知。一种带有确定性的生活方式已经彻底远去，很多人不得不鼓起勇气重新面对新的挑战。那么，身处其中的人们又如何处理这种巨变？杰里米·莫里斯（Jeremy Morris）对于距离莫斯科不远的卡卢加地区的沉浸式的人类学观察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角度（《后社会主义时期的日常生活：俄罗斯边缘地带的工人阶级社区》， Everyday Post-Socialism: Working Class Communities in the Russian Margins）。依靠着非正式网络中的临时工作机会，以及后续外资的引入，工人阶级仍然能够在急速下坠的生活中找到一些支撑点。但他们也毫不掩饰地赞美曾经的社会主义制度对工人阶级身份的珍视。由于在苏联时期，本地的大型企业直接受到国防部管辖，城镇居民相比于其他地区能够享受到更为充足的物质供应，这与计划经济下并不鲜见的物资匮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此外，可以从工厂分到的房子，乡下的小屋，以及定期安排的疗养院度假，等等，都构成了他们对当时富足生活的怀念的一部分。

而进入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私有化和市场化改革后，在很多当地居民看来，新的社会结构只为莫斯科的富人们服务，不再像以前那样对小型的工矿城镇照顾有加。也许从工资的绝对数量上来说他们拿到了比苏联时期更多的钞票，但是他们认为自己得到的身份上的认可和物质上的保障都下降了。卡卢加尚且位于距离莫斯科不远的周边地区，更广大边缘地带的工矿城镇面临的困境自然不必多说。这些地区，一度是苏联工业和经济的重要支柱，如今却面临着被时代遗忘的风险。不仅经济活力受挫，社会结构也在不断解体，年轻一代纷纷离开寻求更好的机会，留下的多是年长者和对未来感到迷茫的居民。这种深刻的经济和社会转型，尤其对于那些曾经依赖国家支持和保障的工矿城镇来说，不仅是经济上的挑战，更是一场对社会身份和历史地位的重新思考。而且，苏联的工业化并不是一时一地的“小打小闹”，事实上，工业化的计划在不同地域逐步展开，各阶段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沙俄时期，在乌克兰东部，俄罗斯欧洲部分以及巴库的石油工业已经相当成熟，并被新生的苏联政权所继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纳粹德国的入侵，很多关键工业部门被迫撤离到乌拉尔山区、西伯利亚乃至中亚，为这些地区后来的工业化奠定了基础。在苏联的工业版图中，俄罗斯和乌克兰无疑是工业中心，占据了大部分的工业门类和产值。其次是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它们承担了一些关键性企业的部署。此外，波罗的海三国、高加索地区的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等体量较小的共和国也承接了一些中央直属的大型企业，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因此，苏联解体、九十年代的去工业化的冲击并不是仅限于特定区域的现象，而是具有跨文化、跨国别的广泛影响，涉及苏联的多个共和国和地区。原本可以被莫斯科统一整合的生产销售链条被新的国界线所区隔，导致分散在各个共和国的企业在各个环节上都面临着完全的洗牌。尤其是对于体量较小的新民族国家来说，实现转型的难度非常之大。

客观来说，逐步融入欧盟经济共同体的波罗的海三国以最小的代价实现了这次转型，但即便如此，欧盟并不打算让老旧的苏联工业继续运转，这也使得相当一部分，尤其是该地区的俄罗斯族人成为改革的输家。曾经供应该地区大部分电量，位于立陶宛的伊格纳利纳核电站便是一例，关停这座电站被写入了立陶宛的入盟条款中。而仍然与俄罗斯保持联盟关系的白俄罗斯则成为苏联模式最坚定的捍卫者，包括明斯克拖拉机厂在内的大型企业都被保留下来并维持国有，至今仍然在独联体国家内部占据一定的市场份额。然而，对于大部分苏联的老工业区来说，即便企业不走向最终的衰亡，它们也难以在市场条件下继续为工人提供确定性的职业保障和非工资性的福利，这一变动应当成为我们理解后苏联空间下工人阶级心态的一个关键切入点。

应该说，俄罗斯的大部分老企业也没能实现向市场化与全球化经济的顺利转型。欧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政治学系教授斯蒂芬·克劳利（Stephen Crowley）在他的新著《普京的劳工难题：处于稳定和停滞之间的俄罗斯政治》（Putin’s Labor Dilemma: Russian Politics between Stability and Stagnation）中系统阐释了俄罗斯工人阶级自九十年代以来的转变。不过他也发现，尽管很多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败下阵来，营收惨淡，但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都在对待工人的问题上极其谨慎，尽量避免大规模裁员的发生。新世纪以来石油价格的上涨让普京当局能够把这一部分的收益转化成对于产业工人的补贴，使得这些早已不再创造利润的工厂继续维持。即便在陶里亚蒂的生产线上组装的汽车无法与涌入的德国品牌相抗衡，但这座巨型企业仍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上演着“困兽之斗”，未有一个关于未来确定性的答案。

我们看到，工人阶级身份失速下坠引发的认知危机普遍存在于苏联的工业孤岛中，但是这个庞大的群体的愤懑与不甘往往被更新、更激动人心的主流叙事所淹没。新的独立民族国家、新的民主制度、新的全球化经济，都要比关心逐渐老去的社会主义工人阶级更为“时髦”。这一点直到乌克兰顿巴斯煤钢工人的怨恨逐步演化成一场深刻改变全球格局的战争才有些许改变。但即便如此，这场战争的观众也往往更加关心背后的大国博弈，而非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曾经处于苏联的工业心脏的人们具体经历了怎样的历史巨变，而这些变动又如何塑造了他们当下的认知。无独有偶，无论是爱沙尼亚的纳瓦地区，摩尔多瓦的德涅斯特河沿岸分离地区，以及哈萨克斯坦北部和西部，这些曾经重要的工业带，虽未如乌克兰东部一般爆发出全面的冲突与战争，但都展示出了不同程度的社会撕裂。无处安放的锈带失落感，很有可能成为整个欧亚地区新一轮不稳定局势的助推器。

失去未来的工人阶级和工业城市在全球的各个角落轮番进入，又淡出人们的视线。虽然时空背景不同，运转的逻辑也不同，但工业齿轮转动又停滞，带来的铁锈带失落感，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全球化现象。纵使社会主义工业化有其独特的表征，但这不妨碍麻省理工学院的历史学者凯特 ·布朗（Kate Brown）将美国蒙大拿州的比林斯（Billings）和哈萨克斯坦的煤钢城市卡拉干达称作本质上并无差别的两个地方。在历史上，这两个地方因自诩为先进文明的代表者的拓荒运动而诞生，而身处其中的建设者也自觉地成为这种宏大叙事的一部分。然而，一旦这种原初的激情被消磨，轰轰烈烈的曲调被打破，留下的只能是一种更深的、更空洞的迷茫。因此，关注工业城市的兴衰并不只是关注经济形势的变动，更应该关注工人阶级如何赋予这些年代以意义，并由此塑造了他们的共同身份认同。这些工业城市的兴衰，不仅反映了历史的变迁，也映射了人类在发展道路上的共同追求和挑战。

（Everyday Post-Socialism: Working Class Communities in the Russian Margins，Jeremy Morris，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6.Putin’s Labor Dilemma: Russian Politics between Stability and Stagnation， Stephen Crowle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