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职与母职之困

如今稍与有女儿上中学的家长聊一下早恋的问题，就会发现，与她们的父母一辈情窦初开时对爱情的向往不同，如今二八年纪的女孩聊起爱情，固然有憧憬，却总会挂上一句，“不婚不育保平安”。如此年轻的女性对未来有这样的设想，日本著名女性主义作家、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的流行刚好印证了这股“潮流”。

在中国谈到女性主义，这位染着红发、谈吐文雅、精神矍铄的女性是当下绕不过去的人物。除了网络上同中国的学者、嘉宾互动，她的代表作《厌女》从2019年出版至今，已卖出20万册，仍卖到脱销。全国的出版社争相出版她的作品，仅今年一年，国内出版她的作品就将达到20余种。她在她的书中剖析日本社会的厌女情结，揭露父权制和资本主义在日本社会和家庭中对女性的压迫。“让弱者以弱者的姿态受到尊重，他们无须变成强者或压迫者。只有这样，属于女性、孩子、老年人、残障人士的思想才会慢慢产生”，几乎成为人所共知的名言。

只不过，上野千鹤子如今已经75岁，她在日本的锋芒显现于上个世纪。她曾在书中坦承，自己女性意识的觉醒源于上世纪60年代时参加的学生运动和反战运动，那时她发现，男同学口中喊着“推翻天皇制”，私下却侮辱并肩作战的女同学，女生的工作往往是给男生做饭团，甚至被要求提供性服务。怀着义愤，一方面，她参加日本的妇女解放运动，编辑、出版女性主义议题的书籍，一方面她在上世纪80年代发表她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如今广为人知的对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揭露即在那时成型。她的学术观念并不新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欧洲已经有学者看到类似的问题，上野千鹤子将这样的视角应用到了日本社会。

她的观念引入中国是在近20年前，那时她曾在《读书》杂志上与中国现代女性研究的开创者李小江教授有过一次对谈，内容很学术，涉及中日两国女性问题的来路。那时并未激起多大涟漪。她从学术圈出圈，则源于2019年4月她在东京大学新生开学典礼上的直言不讳，她在致辞中借当时在日本广为关注的东京医科大学入学考试舞弊事件、东京大学性侵事件等，披露日本社会中存在的性别歧视问题：“女孩子从小到大都被人期望要‘可爱’，然而‘可爱’算什么魅力？‘可爱’的潜台词就是被疼爱、被选择、被保护，暗含了绝对不会威胁到对方地位的顺从意味……你们至今所经历的学校生活，是‘表面’上平等的社会。在成绩的竞争中，没有男女之别。然而，从步入大学的那一刻起，性别歧视已在暗处悄然萌动。走进社会，性别歧视更是明目张胆地大行其道。”

那时正值Me too的反性骚扰运动在全球风起云涌，中国也频频有举报职场性骚扰的声音，上野千鹤子的致辞，正与此相合。尔后，无论是离婚冷静期的出台，还是持续发酵的职场性骚扰事件，都成为上野千鹤子呼声的回响。而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教授杨菊华也发现，当中国社会与日本学者疾呼近40年的事产生巨大的共鸣，背后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剧变。

杨菊华在2017年前后，便与上野千鹤子带队的日本社会学者在北京开过会议，围绕中日两国的婚姻和家庭，探讨低生育率的问题。那时学界已经发现，中国自2015年放开“二孩”政策以来，生育率并没有上升，打破了以前认为中国生育率变低主要是由于独生子女政策导致的想法，更多源于女性的自主选择。中国女性的结婚、生育状况都需要重新认识。

“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越来越多，随着1986年义务教育普及、1999年高等教育扩招，从2006年以来，大专及以上高等院校中女性的比例就不断超越男性。而不论男女，受教育程度越高，婚龄推迟越明显。根据《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的数据，相比2010年，中国人平均初婚年龄涨了近4岁，从24.85岁推迟到了28.67岁，其中，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从25.86岁推迟到29.38岁，女性从23.89岁推迟到27.95岁，女性涨幅更大。与此同时，结婚率自2013年以来逐年下降，从2013年的9.9‰下降到2021年的5.4‰，离婚或处于失婚状态的比例上涨明显，女性涨幅又大于男性。”杨菊华分析，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人们不再依附土地，女性通过工作获得独立，而根据经济学理论，婚姻的可替代手段在当下变得越来越多，像手机中的各种软件就成为填补陪伴时光的首选。

与这个现代化过程中几乎都会发生的趋势矛盾的是，根据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35岁以上未婚女性的比例却只有5%，虽然相比40年前的不到1%有所增加，却远远低于周边日韩动辄20%以上的比例。生育率上同样有类似差距，全国范围内，35岁以上的中国女性婚后没有孩子的比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日本这样的女性就很多。杨菊华认为，这说明日本女性即使进入婚姻，也会选择维持原有的生活水平，而中国年轻女性即便越发自主，面临的仍是传宗接代、普婚普育的前景和压力。

本来在婚姻中，女性就会承担更多的家务。资料显示，2020年，已婚女性每天的家事时间约为120分钟；在业女性工作日平均的家事时间为154分钟，约为男性的2倍。一旦有了孩子，女性的负担更重。《2018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公报》表明，女性平均每天照料与陪伴孩子的时间约为53分钟，且25～34岁女性投入的时间更长，男性仅约为17分钟。而当普婚普育的文化仍旧发达时，公职与母职的冲突会令女性备感焦虑。虽然全社会就业女性占比常年超过四成，但在过去30年间，整体来看，女性就业率以年均0.64%的速度在降低，高于男性0.46%的降幅。种种差异背后，就是女性因母职而受到的“惩罚”——因为生育，女性脱离工作岗位，或因为哺乳、照顾孩子，女性减少了工作中的投入时间。

“25岁至35岁的年纪，既是职场晋升的关键时期，也是生育的黄金期，对于女性来说，这两个时期的重合，往往使她们不得不作抉择。”杨菊华记得，她在上世纪80年代上大学时，同学中有20%是女生，进入工作时期后基本都能找到工作，如今大学毕业生超过一半是女性，进入职场不仅要和男性竞争，还要和同性竞争，是否生孩子、生几个孩子也成为被筛选的理由。杨菊华将性别和母职都视为一种重税，“三孩”政策去年刚刚实施，尚未形成气候，但“二孩”政策的影响有数据为证，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刚刚放开“二孩”政策的2015年女性就业率为53.96%，到2020年时下降到48.06%。而且，母亲的就业率低于未育女性，“二孩”母亲的就业率更低。

真的要回到男主外、女主内的历史中去吗？普遍的婚育压力和女性需要为此做出更多牺牲的前景，令本已具备独立观念、自立能力的女性陷入对丧失自主权的恐惧，上野千鹤子的声音捅破了窗户纸，成为中国年轻女性的代言。

女性形象的苍白

“我有一位很要好的女性朋友，自打大学毕业，工作能力就很强。生孩子后，她虽没有辞职，但工作重心转到了孩子上，家庭收入主要靠丈夫。待孩子上学后，学校填表，见妈妈的职称与其他同学的妈妈比低了不少，就问她是为什么。她见孩子很难理解她，丈夫平时话里话外总有不太尊重她的言语，心里十分委屈。”

面对这样的抱怨，杨菊华作为女性，同情又无奈；作为见证相关政策制定的学者，她深知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界限。全球的女性主义运动发展至今，总是在两个领域追求男女平等：于公，保障女性受教育、就业的均等机会；于私，保障女性的身体不受侵害，家庭中地位平等。在公共领域，她研究母职惩罚，提出建议，而私人领域中，除了揭示女性在家庭—工作中“双肩挑”“两班倒”的局面，很难有更细致的指标和要求，促进男女平等，“因为看似同为家务，洗衣做饭与养育子女还是不同，前者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得不做，而后者又可能给父母带来愉悦。一旦面对私人领域的个人选择，往往纠缠不清”。

当前政策难以规范之处，有赖观念的改变，观念往往又依赖一些形象来表达。被热捧的上野千鹤子作为一名日本学者，她针对日本社会的观念能在中国引起共鸣，源于中日同样浸润在“男主外，女主内”的儒家传统中，中国学界也普遍认为，日本已经出现的婚龄推迟、不婚率上升、婚外生育、生育率低等现象，或将在中国上演。但即便她也没有提出针对日本的父权制的解决办法，她本人的婚姻经历也并不能成为他人的范例。

回看本土的女性形象。女性独立的观念无可动摇，不仅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自愿、受尊重地回归家庭本是一件有风险的事，更因为当代中国人脑海中有女性的形象，本就肇事于女性的独立。

“100多年前，中国第一位留美的女学生陈衡哲就希望自己成为‘造命者’。”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莉曾专门研究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她告诉我，真正的中国女性解放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古代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只是贤妻良母，女性自己和称谓多数时候是“余”“奴”“妾”，而只有到了五四运动时期，女性才在作品中自称我，同时，五四运动也专门造了一个词“她”，以彰显男女平等。

直到五四运动之后，在新式学堂里出现女学生群体，女性群体才获得完整、鲜活的形象。那时正值第一次女性主义浪潮，美国的中产家庭女性受自由、平等的观念熏陶，见到丈夫可以投票、有资格在外工作，要求拥有平等的投票权、工作权、处置财产的权利，男女平权的想象传到中国人耳中，中国女性的强弱，开始成为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通向富强的问题。女性从缠足中解放出来，也从候补少奶奶的身份中走出来，与同龄女性一起上学、出外旅行、参与社会活动、与男性交往，广泛阅读于传统女德要求之外的书刊，在课堂上、教材里探讨国民身份：“上世纪初的《女子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中，详细解释了自立：‘惟不能自立，故依人以为生；亦惟依人，故失其自立之能力……钧是人也，食待人而致，事因人而成，起居、动作愈久、愈厚，能力愈失，一旦无人可依，将为之饿斃。’”

张莉告诉我，丰子恺曾画过当时母女两代的经典漫画，母亲是长襟大衫、小脚、身材短小、面无表情，而女儿则是短发、天足、短裙，手里拿着网球拍，面色活泼，正反映当时的时代风貌。她看到当时一个统计数字，中国人在1898年开办第一所女校以来，1922年时全国初等小学女生有36万余人、高等小学女生3万余人，几乎各占总体的6%，有两所女子高等学校，其中女学生887人。这些女生多来自政界、商界、教育界的官绅或书香门第中相对开明的家庭。虽然人数不多，但她们成为当时被追捧的对象，她们的见解被杂志刊登，她们的穿着被官太太们争相模仿，引领时尚。这些女学生毕业后，走入社会，成为新女性，甚至国民启蒙的代表。

从那时起，女性形象以其自立，表现先锋性。但在当下，人们脑海中的职场女性形象大同小异，却仿佛一个苍白的空壳——在能够俯瞰都市的玻璃大厦里，手拿咖啡、身穿干练的西服、脚踩高跟鞋的女性精英，在一片或羡慕或嫉妒的目光里来来回回，她们的年龄定格在35岁以下。大厦灯火通明，难辨白昼与黑夜，当这样的女主管、女总监回家，难有她们在厨房围着围裙的画面，居家服难见褶皱，客厅里举起玻璃酒杯的姿势，与工位前拿起咖啡杯的姿势相似。

如此形象不来自任何一位现实中的女性，而是近些年来诸如《玫瑰之战》《三十而已》等网剧的“共相”。这类网剧为迎合大众口味，创作团队生产剧本时，会权衡点击量、收视率、近期火爆的网文、网剧的剧情等各个维度的大数据。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讲师拓璐，同时也是一位编剧，她向我介绍，虽然随着女性收入的提高，在部分领域话语权有所增加，市场会出现打着“赞美女性”旗号的影视剧，但是为了获得更大范围内的商业利益，这类内容里往往充斥着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她们或吃苦耐劳，忍辱负重，是无私奉献的“圣母”；或人格完美，从不犯错，是“完美受害者”；或无所不能，行侠仗义，解决自己或亲友的困难易如反掌。

“像2019年火爆的《都挺好》，女主的原生家庭重男轻女，父母只看重她的两个哥哥，她自力更生，大学毕业后在大城市打拼，成为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人士，她在30多岁时就不仅事业有成，有豪车名宅，收获英俊、体贴的厨师的爱情，最终与原生家庭和解，救济理财被骗的父母。但细究起来，她在公司里遇到竞争对手，有赏识她的老板相助，而算一下，她在大城市的两套房、为父亲理财失败填补的窟窿、付的医药费和请保姆等花销，起码需要数百万元。现实中的女性在那个年纪很难办到，那些问题也不可能迎刃而解。”

拓璐说，这样的形象甫一出现是受到大众欢迎的，它让观剧者获得征服者的“爽感”，但剧中的生活与乌托邦无异。她想起上世纪90年代初播出的电视剧《外来妹》，讲述小镇青年到深圳打工的故事。电视剧展现外来妹遭遇的地域歧视、城乡二元冲击、知识壁垒困境等与真实更为贴近，她们有的从流水线女工变成独当一面的企业家，有的被大城市美丽物质击破心房而沉沦屈服。拓璐在西北县城长大，《外来妹》给她带来真实的触动，“用更为真实而残酷的女性奋斗轨迹作为繁华都市的某种打开方式，神话性和真实性得到了平衡。”

毕竟不是“铁姑娘”

从女学生的形象出现，一直到当下，每个时代的女性都会表现自主性，而曾经最普及的彰显女性自主形象的，似乎就是“铁姑娘”。

成长于上世纪80年代的张莉回忆，她的爷爷家邻居有七个孙女，被村里人戏称为“七仙女”，虽然年少不懂事，但她觉得“仙女”这种称谓在当时可能是一种嘲笑，因此当时对“仙女”这一称呼敏感，也因自己是女孩有愧疚感。那时尤为令她喜爱的，就是姥姥家里一张女拖拉机手招贴画，一位女性坐在拖拉机上，握着方向盘，梳着两个长辫子，笑容灿烂。它代表着她心目中美好的女性形象——健康、有力、对未来抱有期许，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

那是后世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铁姑娘”的集体记忆。毕飞宇的小说《平原》中的吴蔓玲是这个记忆的浓缩，南京知青吴蔓玲来到农村，完成向“铁姑娘”的蜕变：她脚趾分开地踩在田里，蹲在地上捧着大海碗吃饭，吃完饭大声打嗝，当众用小拇指剔牙，干农活则身先士卒，遇到经期，就说“轻伤不下火线”。

因国家对劳动力的需要，女性被鼓励进入以前由男人从事的重工业、重体力劳动行业，不论是钻井、高空作业，架桥修路，还是在农村下地干活，都有女性的身影。当时“三八钻井队”“三八女子掘进班”之类的工作队被媒体广为报道。

“铁姑娘”背后“男女都一样”的观念依靠制度，从国家宣传向家庭渗透。一般的家庭除了奶奶、姥姥照料孙辈，母亲都在外工作。杨菊华介绍，在上世纪50年代，面对女性需要照料孩子的问题，教育部、卫生部、内务部就要求“托儿所在城市由工矿、企业、机关、团体、群众举办，在农村由农业社举办，收托出生后56天的孩子”。1956年，农忙托儿组织收托的婴幼儿总量增至600多万人；到1960年时，全国农村儿童入托率达70%。与之相应，1956年9月中共八大召开时，全国女职工人数比新中国成立时翻了三番。从新中国成立到1980年以前，17岁以上女性就业率在70%以上，远超国际水平，“那时托儿所照料婴儿的人就是母亲的同事，母亲还能在工作间隙到托儿所给孩子喂奶”。

上世纪50年代生人的李小江是中国最早开展女性研究的学者，她曾在书中记述，自己出身干部家庭，小时候不喜欢梳头，不爱穿鞋，喜欢爬树、光着脚满地跑，像假小子一样，父母却很少以“要有女孩的样子”的传统来管束她，甚至还会受到鼓励，从幼儿园到上学，从未遇到性别压力，作为知青下乡也同样如此。

当时欧美在“二战”后掀起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当女性看到从战场归来的男性占领了她们的工作岗位，她们面临重归家庭的局面时，开始要求平等的工作权利。同时期的中国妇女对此浑然不知，当李小江在改革开放后前往欧美、日韩，在日常生活中意识到诸多男女不平等的现象，才发现中国“男女平等”的观念看起来已到自然而然的程度。

似乎忽略差异就能让女性自主，但男女在生理上毕竟不同。“典型70公斤男性”曾是医学界长期参照的标准，女性被看作标准人类的变种。但实际上，即便抛开性的差别，人体从细胞层面到每个器官，都存在性别差异。比如一种显著影响药物代谢的基因表达方式存在性别差异，男女的心脏基本机械功能也不同，心脏病发作时症状不同，以致同样的疾病，女性诊断不出来。英国作家卡罗琳·克里亚多·佩雷斯在《看不见的女性》中罗列日常生活中方方面面的性别数据缺口，比如不论是钢琴键位的宽度，还是遭受车祸的严重程度，都是对男女之间生理结构差异和家庭不同分工的忽视。

“为什么夏天办公室开空调，女性往往都披个毯子？那是因为办公室空调标准温度22度是根据上世纪60年代的男性制定的，把女性身体代谢率高估了35%，也就是说，这个温度对女性来说平均低了5度。”张莉见到书中的研究成果非常吃惊，在佩雷斯的书中，性别数据缺口往往由于制定标准的男性没有办法意识到性别差异，而在她的直觉里，诸如“空调冷”的感受，不用别人说，女性自己就会反问“怎么别人都不觉得，就你娇气”。当女性意识到那是生理差异，而非品质低劣时，她可能就完成了一次女性的觉醒。而李小江那一代人对“铁姑娘”的反思，也是由身体出发，从恋爱、结婚、生子便已开始。

即便经期时的痛苦可以咬牙坚持，妻职、母职的重担却难以视而不见，社会中的男女平等并未在家庭中完全实现。“为什么性行为结束后，男性可以不承担那个‘苦果’？在怀孕面前，多少革命口号和理想都没有用，‘性’的结果会改变一个女人的命运。”她曾在访谈和讲座中回忆知青一代的痛苦，女知青与农民结婚生子后，家务劳动、养育子女的职责往往都落到女性身上。“1977年恢复高考时她们多半已结婚生子，不得不在家庭和求学之间抉择：是上学深造，还是持家照顾子女？许多家庭都是女子做出让步，为了孩子和家庭放弃求学的机会。到了20世纪末，城镇中年男子不少人达到中专或大专文化，而多数女子的文化程度仍然停留在辍学时的水平，在社会工作和家庭生活中常常陷入被动的困境。”

杨菊华告诉我，曾经的托育服务也是单位制度的一部分，不仅托儿所在单位，医院、学校也都在单位，当人开始在社会中流动，类似的政策对于企业是负担，势必瓦解。当托育的目的由解放母亲的生产力转向开启婴幼儿的智力，母亲也不愿将56天的婴儿交给托儿所，直到现在，隔代照料是更为普遍的方式。国家政策沿着家庭为主、托育补充，鼓励有条件的用人单位提供服务，政府提供兜底性的普惠托育服务，并为其他提供普惠性托育服务的主体提供补贴，要求企业允许母亲休产假、育儿假，乃至父亲也一同要休假的方向变迁。

而那时当国家需要牺牲，不论主动被动，女性也往往成为从工作岗位退下来的那个人。据中华全国总工会女职工部报告，1992年对全国90万女职工的调查结果表明，被调查的90万名女职工中，下岗女职工为2.1万人，为下岗男女职工总数的60%。1993年抽样调查1230家企业，下岗女职工为2.3万人，占下岗职工总数的60%左右。家政服务、女性下岗回家，成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广泛讨论的社会话题，中国当代的女性意识从那时开始觉醒，女性需要依靠自身发声。

对自主性的追求，又变成孟悦、戴锦华在《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中所言的困境：“一方面女人不是玩偶，女人不是社会规定的性别角色，但女人也不是她自己，因为所谓‘我自己’，所指的不过是‘同男人一样’的男人的复制品。另一方面，女人若是否认同男人一样，承认自己是女人，则又会落回到历史的旧瓶，成为妻子，或女人味儿的女人。”

“大女主”背后

“妈妈会有意无意地把女儿培养成自己没有活成的样子。”心理咨询师刘欣用心理学的方法剖析自己古稀之年的母亲的想法，总会觉得怜惜。刘欣小时候曾见到姥姥辛辛苦苦做了一桌子菜后，家人聚在餐桌上吃完就走，自己的劳动不被看见，怨恨地说，下辈子一定不当女人。但她妈妈也仍受重男轻女的观念影响。她在家中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她总会和刘欣说，自己是最受母亲喜爱的那个孩子，因为“眼里有活儿”、会察言观色，不像她的姐姐爱插嘴、总挨打。但在刘欣看来，妈妈的弟弟才是真正被疼爱的人，因为他什么都不做，家里所有好东西都会给他。而她的妈妈没有工作，生活中或多或少要依靠父亲，家务全由她承担，她就特别羡慕有收入的女人，不仅要求女儿像男孩子一样上进，还总会说：“你看隔壁家的男人能在家做馒头，不就是因为他媳妇有工作？”

待刘欣成为心理咨询师后，她发现这样的情况俯拾即是。许多工作很优秀、生活很优渥的女性会将做家务视为羞辱，甚至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寻找母亲的踪影，比如一个人本身能力很强，安排工作计划、商业讨论都举重若轻，但内心却非常紧张，或是健忘非常严重，寻找原因，发现是给自己安排的休息时间严重不足。

“它们都指向童年中母亲角色的缺失。在心理学中，不会将父亲的角色和母亲的角色固定在某一个性别，只是区分两种养育子女的职能，父亲的角色往往是关于制定标准，帮助孩子与外界接触，而母亲的角色往往是等待和陪伴，是对孩子无条件的爱。孩子在仅仅因为自己的存在就被爱的过程中，获得最根本的价值感。想象一下最原初的印象，当爸爸要求孩子进步，孩子觉得已经很疲惫时，妈妈会对孩子说，‘你已经很努力了’。但找我咨询的人，往往童年很少感受过这样的温暖。尽管母亲本意是害怕女儿将来的生活和自己一样辛苦、委屈，所以鼓励甚至要求女儿不断上进。”刘欣说，这种更深层次重男轻女的症候，源于上世纪8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后，女性生存模式被迫发生的巨大变化。对于农村女性，她可能会为了得到一个男孩而流产，或是把生下来的女孩扔到爷爷、奶奶家抚养，女性会尤其喜欢生儿子。而对于城镇女性，生了女孩后不能再生育，重男轻女的观念会令她们把女儿培养成儿子。

这种心理表现为“我这个角色是受苦难的，所以对应的那个角色就是舒服的”，它是女性主义观念在流变时的回响，女性在确认自我时，往往首先会将自己变得“和男人一样”，也是“铁姑娘”在新时代的延续，这几乎就是如今银幕上各式各样“大女主”形象的注解——那个无论古今，都端庄、成功、自带气场的女性。

自从上世纪90年代面向市场的女性写作兴起，影视剧中最先火爆的就是《武则天》和《孝庄秘史》，她们可以算是最早的大女主，女性能够展露自己的欲望，只不过是像男人一样的权力欲，塑造“像男人一样去战斗”的女人，让她们完成阶级跃迁、在权谋中取得胜利。而最后这些女战士又基于“女儿”“人妻”或“母职”的身份而“退回”到传统女性圈，成为一个饱经沧桑但不问世事的贤妻良母。拓璐告诉我，那样的形象仍是从男性视角对女性的窥探，而进入网络IP大量改编为影视剧的时代后，创作者更倾向站在女性情感私人化的内部视角去构建故事世界：从最初《步步惊心》中，女主角什么也不做就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皇子间的政治斗争成为对她的争夺战，到《后宫·甄嬛传》里，甄嬛一步步成长，最终完成“超越”的杀夫行为，事实上打败且掌控了最高权力。

也许当下的工作环境，体力劳动越来越让位于脑力劳动，女性尤为适合成为“大女主”。资料显示，在美国，从1970年到2007年，女性收入增长44%，而男性收入增长仅为6%。中国也有类似的趋势，2020年时固有印象中以男性为主的专业技术人员中，女性的占比实际已经超过55%。美国性别问题研究者汉娜·罗森（Hanna Rosin）2010年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中写道：“后工业经济对男性的体形和力量漠不关心。如今最有价值的特质——社交能力、开放的沟通、静坐和专注的能力，并不是由男性主导的，而且事实还可能正好相反。”

抛开网剧中大女主步步成长的情节与现实的偏离，大女主剧展现的是女性成长、奋斗的故事，能满足女性观众的幻想，也与普遍社会心理相呼应，但大女主的成功，却往往加剧了女性观念的束缚，“比如《我的前半生》中女主角‘被离婚’后进入职场拼杀，内要处理单身母亲带娃与情感问题，外要应对工作压力，却鲜有她真实的奋斗细节，她关键性的生活改变更多来自亲友、爱人的帮助。”

拓璐向我介绍，一方面大女主剧中男女关系的成功，往往仅体现在女性掌控对方的收入，另一方面，生活中不堪的一面不会被看到，“大女主能打孩子吗？可以把孩子撂在家里不管吗？而接受这样的形象，就如同上野千鹤子提出的‘恐弱’的概念，女性生怕承认自己能力不够，自我贬损，指责自己工作、家庭不能两全”。

或是走入另一个极端，让孩子也陷入上一辈的循环。刘欣发现，她身边不愿养孩子的女性不少，她们把孩子扔给老人，日常中细碎、需要陪伴的“工作”由老人代劳，待孩子上学，需要出成绩时再带回自己身边。甚至大学室友中，有把孩子完全交给丈夫带的，孩子一哭，她的心态就炸了，连靠近孩子都不愿意。

真实中的自洽

上世纪90年代以后，大众媒介中，便很难有一个突出而统一的女性形象，如今更是连一个引人共鸣的形象也难觅，但年逾四十的刘欣发现，自己的同龄人中许多女性终于找到了自己生活的节奏。“她们不论是从一段糟糕的亲密关系，还是糟糕的工作关系中解脱出来，都不再按照从小被灌输的好女人、好伴侣、好生活的标准来过日子。比如我的一位女性朋友知道外界对忠贞的看法，但她和先生共同认可一种性开放的婚姻状态，尊重彼此周末去酒吧里尝试不同性伙伴的自由。还有另外一位女性朋友，自主选择成为单亲母亲，却不走进传统意义上的婚姻。”

她自己的状态也是如此。婚后几年内，刘欣与丈夫几乎不做家务。此前疫情三年，她和丈夫都居家办公，却不知不觉发现了“女性”另一面的好。她家旁边是北京有名的“阿姨村”，城中村里住的全是出租车司机和保姆。疫情期间那个村被封控，以致整个小区都陷入“阿姨荒”。她和丈夫不得已，开始自己做家务，自然而然形成分工。她丈夫不能忍受家里乱，主动承担起收拾屋子、擦地的任务，但能分辨地是否擦干净了，却把握不好菜熟了的时机，于是求她做饭。刘欣发现，曾经让他们觉得低微的家务，实际也能让人幸福，把食材变成食物，水变成温水，保持环境干净，衣服可以常换，这些日常生活中照料自己和爱人最基础的方式，弥足珍贵。“人最终追求的是幸福而宁静的自己。”

追求私人领域类似的分工，在女性主义运动中有很多尝试，应对在家务面前，女性会丧失自主权的问题，人们希望一方面转变“只有女人来做”的观念，一方面也要转变“家务没有价值”的观念。像美国激进的女性主义者就曾呼吁公共政策肯定家务劳动的价值，给予家庭主妇薪酬，但始终没有成行。一个原因是，美国曾做过统计，十年前若按时薪计，一名家庭主妇一年的酬劳就达十余万美元，比普通白领还高。

而从国家层面的功利角度看，总体来说，夫妻之间家务分工越平等，生育率越高。2019年日本厚生劳动省的一项调查显示，如果丈夫不参与家务，仅半数家庭生育两个以上子女；若丈夫每天花2小时育儿和做家务，这个比例升至72.5%；若丈夫每天的家事时间为2～4小时，该比例增至75%；而当时间增至4～6小时，该比例进一步增至81.2%；但是，若丈夫每天的家务时间超过6小时，生育两个以上孩子的比例将回落到75%。杨菊华根据自己的调研推测降低的个中原因——当孩子由夫妻共同养育时，丈夫就会更深切地感受到过去只有女性才能体会的“公职”与“家职”之间的张力，从而降低他们的生育意愿。

归根结底，改变需要在两性双方的观念里发生。刘欣和大女儿的男同学聊天，发现许多男孩子在学做饭，“怕不会做饭以后找不到老婆”。而张莉在自己的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研究课上发现，现在听课的人变多了，过道都坐满了人，有近三分之一是男生。其中一位男生在讲女性作家作品的看法时，提到性别成见的问题。他说自己谈过一段恋爱，恋爱时觉得女性应该温柔、示弱，但现实中女友并不如他所想。分手后他反思，就是因为自己的成见，破坏了一段美好的关系，选修这门课，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希望自己打破成见。

（文中刘欣为化名。参考书目：李小江著，《女性乌托邦：中国女性/性别研究二十讲》，社会科学出版社；卡罗琳·克里亚多·佩雷斯著，《看不见的女性》，新星出版社；张莉著，《浮出历史地表之前：中国现代女性书写的发生》，南开大学出版社；孟悦、戴锦华著,《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感谢李小江教授、畅引婷教授对本文的帮助；实习记者陈银霞、张仟煜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