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虽然也有后来 “和魂洋才”之类的说法，但是，由于历史上相当长时期内都是接受外来文化，因此，所谓 “受容 ”与“变容 ”都相当直接和迅速，特别是，他们始终并不拒绝思想的 “杂糅 ”。

华夷思想 ”使得中国对于本土文化怀有很强的自信，对外来文化则相当警觉，由于中国思想文化的独立性与自主性相当牢固，对于外来思想与文化总是要采取“整体主义 ”的理解（也就是追求道与器、本与末的贯通）与“改造主义”的接受（如“格义 ”“注疏 ”的方式）

日本王权有自己的特点，天皇是神，万世一系血脉绵长，神道与天皇之结合，证明了天皇之神圣性与他的血缘谱系相关（这一点在明治宪法中有明文规定）；而中国虽然也说 “天授王权 ”，但是，因为有儒家的德治主义，所以，不符合 “德”则不能得 “天”之护佑，所以，中国有王朝变更与革命传统，反复革命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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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末木也提到，中国有所谓 “华夷思想 ”，他没有就这一点展开论述，但我感觉这一点相当重要。为什么？因为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华夷思想 ”使得中国对于本土文化怀有很强的自信，对外来文化则相当警觉，由于中国思想文化的独立性与自主性相当牢固，对于外来思想与文化总是要采取“整体主义 ”的理解（也就是追求道与器、本与末的贯通）与“改造主义”的接受（如“格义 ”“注疏 ”的方式），日本虽然也有后来 “和魂洋才”之类的说法，但是，由于历史上相当长时期内都是接受外来文化，因此，所谓 “受容 ”与“变容 ”都相当直接和迅速，特别是，他们始终并不拒绝思想的 “杂糅 ”。

（反而是武士阶层），官僚选拔也不是中国式的考试，各地的藩主掌控着地方与民众，日本王权的 “重层结构 ”也与中国皇权的 “绝对专制 ”不同。再次，日本政教关系显然与中国不同。日本的神佛深入政治，与王权互相调和与冲突，但是中古时代之后的中国，佛教与道教逐渐在政治领域边缘化，并不能直接进入和深入权力中心，更多是作为“方外 ”，负责的是个人与精神领域。

日本思想与中国思想的差异当然很多，但我们都特别注意的，首先是日本王权有自己的特点，天皇是神，万世一系血脉绵长，神道与天皇之结合，证明了天皇之神圣性与他的血缘谱系相关（这一点在明治宪法中有明文规定）；而中国虽然也说 “天授王权 ”，但是，因为有儒家的德治主义，所以，不符合 “德”则不能得 “天”之护佑，所以，中国有王朝变更与革命传统，反复革命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合法性。其次，中国的专制皇帝之下，有庞大的官僚系统与郡县制度，士大夫构成的官僚系统帮助皇帝直接管理与控制庶民，科举制度则保证了官僚的来源。然而，日本的国家从历史上看，不是郡县制却像封建制（直到明治维新才 “撤藩置县 ”），日本也并没有科举制度

“日本思想是在外来思想（受容）的基础上，加以改造与变化（变容）而形成的 ”。其中前近代以前，思想资源主要来自中国。从中国传来的儒家与佛教，加上日本为了调和与矫正中国思想而滋生的国学与神道，

“小传统 ”，也不是我们所说的民众的、通俗的、底层的传统，而是 “二战”以后，接受西方民主、平等、人权等普遍价值与制度设计，使得天皇只能作为象征，神佛的重要性也逐渐衰退，由此形成了所谓 “战后进步主义 ”思潮。

“中传统 ”，对应的则是明治以后，通过 “大政归还 ”“撤藩置县 ”“神佛分离 ”等一系列维新措施，王权（原本由天皇与幕府等重层结构构成的政治权力）与神佛（佛教与神道，也就是神佛习合构成的宗教权力）两极，被转型成为以 “天皇 ”为中心的一元化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