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中读的朋友晚上好。

很多年前，我在三联生活周刊当编辑的时候，收到过一位建筑学博士的投稿，她写了一组文章，是文学名著中的房间，我印象最深的是她写到《日瓦戈医生》（Doctor Zhivago）中的拉拉带着八岁女儿住的那间房子，那是一个临时性的住所，拉拉不知道原来的主人是谁，政府把这间房子分配给她居住，墙壁上有裂缝，要一个个堵上，屋里要用劈柴取暖，有老鼠。日瓦戈医生和拉拉在这间小屋里相互依存，用书中的话说，“我们呼吸，相爱，哭泣，互相依靠，互相贴近。”

说实话，我看电影《日瓦戈医生》的时候，并没有留意拉拉的这个小屋。但我很清楚地记得，日瓦戈医生的岳父在莫斯科的大房子，日瓦戈从前线返回莫斯科的时候，发现这个大宅子里住进了好多陌生人，有钱人的房子被充公了，房间分配给穷人住。后来日瓦戈和老婆、岳父逃到乡下，乡下还有一处大宅子，日瓦戈白天劳作，夜晚在乡村别墅里读书写诗。我记得这两处房子，莫斯科那栋房子被充公，私有财产得不到苏维埃的承认，这是一个噩梦；乡间还有别墅，暂时做避风港，这是一种安慰。我原来看到一个日本企业家说，正是20世纪全球范围内的不安定感，让20世纪的房地产业有了迅猛的发展。人们要买房子，要有私产，私产要得到保护，人们才会有安定感。我不觉得拉拉那间小房子有什么好，那只是一个栖身之所，暂时落脚的地方。

▲电影《日瓦戈医生》剧照

有了房子怎么办呢？装修。美国作家爱伦·坡（Edgar Allan Poe 1809-1849）发表过一篇演讲叫“装修的哲学”，他说，君主制国家有贵族徽章，美国没有贵族传统，那就要靠美元说话。房子里要有书，来自英国作家的书，最好都是皮面的，有华丽的壁纸，有地毯，要有大理石台面的桌子，窗户要又高又窄，搭配红色窗帘，有沙发、椅背套，有花瓶，有钟形罩，大概是玻璃的钟形罩，下面要有蜡花，还有一架红木钢琴，墙上还要有画等等。如果你非常有钱，装修完了干吗？收藏艺术品。

我在上一讲里说到了纽约的科里尔兄弟，囤积了一大堆破烂。那是一对纽约兄弟，这一讲我们说一对巴黎兄弟，“龚古尔兄弟”。哥哥叫埃德蒙·德·龚古尔（Edmond de Goncourt），弟弟叫儒勒·德·龚古尔（Jules de Goncourt），我们习惯说龚古尔兄弟，把里面那个“德”字给去掉，其实这个“德”就是贵族标志。哥哥埃德蒙是1822年出生的，弟弟比他小8岁，兄弟两个厮守在一起，都没结婚，都喜欢文学，两个人合作，一起写小说，一起写日记。后世的人们能知道龚古尔兄弟，是因为法国最有名的文学奖叫龚古尔奖（Le Prix Goncourt），就是这两兄弟出钱设立。至于这两个人写的小说，恐怕只有研究法国文学的人才会去看，而且是研究福楼拜、左拉的时候，顺便当资料看一看。这兄弟两个的日记，一共有22卷，从1851年写到1896年，前几年我看到新闻，说龚古尔兄弟日记的德文版出版了，一共有7000多页。由此可见这两个人是非常能写的，制造了很多的文字垃圾。

▲龚古尔兄弟

弟弟儒勒体弱多病，只活到40岁。他死了以后，哥哥埃德蒙还活了20多年。哥哥后来写了一本书，叫《一个艺术家的居所》，据说上下两卷，每本300多页，他巨细无遗地描绘了巴黎自己家中的每一间屋子的摆设，细木护壁板，绘画，书籍，小摆件，试图再现每件物品的摆放位置，以此来纪念他去世的兄弟。龚古尔兄弟当年在巴黎的住宅，也是四层的宅子，下面两层摆满了他们收藏的文物，龚古尔兄弟和福楼拜、屠格涅夫等人聚会都是顶层。这兄弟两个很喜欢日本匠人做的东西，他们向西方介绍日本艺术。兄弟两个都是那种对细节非常敏感的人，他们说过一句话，为了作品的委婉细腻，能表现出微妙的愁思，震颤的灵魂和内心的种种罕见而美妙的感受，一个作家的身体里必须有个生病的角落。所以这位弟弟体弱多病，吸食鸦片。

兄弟两个收藏画作，也收藏小物件。有一种说法很有意思，说占有是双重的，你购买收藏小物件，小物件也反过来占有你，让你痴迷于购买和迷恋，让你神魂颠倒。你看那些收藏日本手办的，大多是一个柜子一个柜子的收，然后堆满一间屋子又一间屋子。小东西能慢慢吞噬你。埃德蒙死之前，立下遗嘱，兄弟两个的所有艺术品收藏还有藏书，都拿去拍卖，他说，我不能让我喜欢的东西，放到坟墓一样冰冷的博物馆里，让那些愚蠢又无知的参观者瞥上冷漠的一眼，我要让那些喜欢这些东西的人，对这些东西有热情的人，得到它们。

我们不太可能像龚古尔兄弟那样有一栋豪宅，收藏很多很多的艺术品和小摆件，也不太可能像爱伦·坡说的那样，有又高又窄的漂亮窗户，那意味着层高3米8，屋子得足够高才行。但我们还是会在乱世中找到一个还算比较舒服的栖身之地。

我们会装修房子，会一点点布置房子，洗手间里要不要有一两件黄铜的水龙头，要不要有一个大理石台面的桌子，要不要有一件蜂蜜色的丹麦家具。我们会关注房屋的细节，如果一个电源插座安装得有点儿歪，我们就会觉得施工队伍太粗糙了，给我们带来安定感的、凝聚着我们金钱和情感的房子没有被认真对待。我们可能会关心房间里那些东西的质感，那些东西是用什么材料做的？随着使用时间的增长，岁月会给它带来什么变化？它的触感如何？它在不同的光线下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一个家、家里的房间、房间里的东西，都会随着岁月发生微妙的变化。你结婚了，房子是崭新的。地板很干净，墙壁洁白，你挂上了画，一切都井井有条。你生了孩子，房子变得乱糟糟的，堆满了玩具。孩子长大了，有了自己的房间，他的玩具被收在储藏室里了，还有很多玩具被扔掉了。你一会儿是购物狂，一会儿又断离舍，但你很少置办新衣服了。然后孩子长大了，上大学了，家里变得空落落的。你年轻时出去玩，带回来一些旅游纪念品，但后来旅行的次数减少了，你对外界的好奇心不那么强了。这就是家，这个空间和空间里的每一样东西，都会给你带来不同的感受。家是温暖的地方，但有时候，家带有一种感伤的气氛。

▲英国诗人拉金

我们来看英国诗人拉金（Philip Larkin 1922-1985）的一首诗，题目叫“家”，这首诗很短，但是很难翻译。我们可以给它进行散文化的处理——家是悲哀的。它没有什么变化，还为最后离开的人保持了舒适，似乎想让那离开的人回来。很长一段时间，家里空荡荡的，它很泄气，这个家原本装点得舒适体面，现在却没有人可以讨好。想当初布置这个家的时候，主人都挺有热情的，要把一切都安置得有格调，但那股心气儿早没了。你瞧瞧那些画，还有那些餐具，钢琴凳上放着的乐谱。还有，那花瓶。

这首诗在结尾处罗列了几样东西，画，餐具，也许是银制的刀叉，钢琴凳，钢琴凳上的乐谱，那肯定还有一台静默的钢琴，还有花瓶。这几样东西可以说是富裕家庭的标准配置，家里人想过体面的生活，布置得很舒适，但家中有什么变故吗？什么人离开了？最后离开的人是谁？有人去世吗？夫妻分开了吗？也许平静如常，没有大的变故，但说不清为什么，家庭生活中的热情与和谐消失了，房间里的东西呈现出异样的宁静。

比利时有一个作家叫莉迪亚·弗莱姆（Lydia Flem 1952- ），她写过一本书叫《我如何清空父母的家》（Comment j’ai vidé la maison de mes parents），很薄的一本书，大概只有三万个字。在莉迪亚的父母相继去世之后，她开始清理父母的家，哪些东西该扔掉，哪些东西送人，哪些东西自己保留。她说，父母家中有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氛围，生命的虹彩还在每一件物品上闪烁，主人留下的痕迹还在屋子里的角落微微颤动。她拿起一件东西又放下，再拿起另一件东西，迟迟不能做决定。物品不只是物品，上面有人的印记。物品可以让我们的存在延续下去。那些用了很久的东西是有忠诚度的，其背后的故事、涵义，和使用过它、爱过它的人的生命史，全部混在一起。物品和人形成了某种很难拆散的整体。

莉迪亚从父母家里找出当年母亲生她时住院的账单，还第一次得知，妈妈住的病房号码是466号，她还找到了母亲喂她喝奶用的奶瓶，找到了很多陈年的账本和信件，找到了外祖母和曾外祖母做的针线活儿，这是一种时间跨度上的保存，妈妈保存了她的妈妈，她妈妈的妈妈留下的针线活儿，妈妈也保存了自己女儿刚出生时用的奶瓶。莉迪亚把一些旧家具、旧衣服送给了朋友，她在父母家中发现当年父母之间的情书，还发现了几十张餐巾纸，来自世界各地，有的是餐厅的，有的是咖啡馆的，每张餐巾纸上都有妈妈的笔记，1983年3月2日，闲谈馆，奥尔良，1983年6月18日，布鲁日，抒情酒馆，1981年11月15日，哥本哈根的斯堪的纳维亚旅馆。还有汉堡、鹿特丹等等。餐巾纸本来是很容易废弃的东西，但莉迪亚的妈妈去各地旅行，在那些咖啡馆里拿了两张餐巾纸，写下时间地点，就把自己生命的印记放在这不起眼的东西上了，这其实是一种空间感上的占有。一个人的生命感受不只来自时间上的传承，也来自那种空间上的凝视，她当然很容易就把这些旧餐巾纸扔掉，但那些地方是妈妈去过的地方，妈妈在那里喝了一杯咖啡，吃了一块很美味的蛋糕，吃了一顿晚饭，她可能在旅行中感到平静和快乐，她的生命感受在这几张餐巾纸上传递给女儿。

文学体验，大部分当然是来自文字感受力。有些人可能对文字没有那么强的感受力，有些人可能会对音乐、绘画有感受力，但是，我们对家和家里的摆设，家里的瓶瓶罐罐，可能都会有很强的感受力，那个空间，那个空间里的物品，都依附着我们的感情。

你对哪一个住过的地方最有感情？你是怎么布置的？

今夜推荐：

01《日瓦戈医生》帕斯捷尔纳克

白春仁\顾亚铃/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02《我如何清空父母的家》莉迪亚·弗莱姆

金文/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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