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治

一九四六年初，钱锺书的小说《围城》在杂志上连载。这部以中日战争为背景的小说，开篇就把时间拉回一九三七年七月下旬，点出那时节 “在中国热得更比常年厉害，事后大家都说是兵戈之象 ”。现实世界里，那时钱锺书还在欧洲留学，却清楚国内局势，诗作里一再挂怀国事。《围城》发表前不久，他在札记里评价德国十七世纪小说《痴儿西木传》里描写 “兵连祸结，盗匪横行之状 ”，与伏尔泰小说《赣第德》里写保加利亚军队之罪行 “每有旷世相契处，证之今事，亦觉古风未沫 ”。说“证之今事 ”，就是自己所见闻的战祸。作于孤岛时期上海的读书笔记里，读《唐宋文举要》时录韩愈《曹成王碑》一句 “贼死咋不能入寸尺 ”，形容的是唐朝曹王李皋负隅抵抗藩镇叛乱军队的壮烈，页眉上批注了 “围城 ”二字。小说《围城》没有直接描述战争，显然并非不能写或不愿写。

汉学家胡志德曾记一九七九年五月钱锺书访美时谈话，提到小说希望表现 “战争既遥远又无处不在，就像简 ·奥斯汀小说中的拿破仑一世战争一样 ”。那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沉重影响了中国人民的现实生活与精神世界，作为小说题目的 “围城 ”，正像荷马史诗《伊利亚特》里呈现特洛伊战争的攻守形态一样，用最为简洁有力的意象揭示着战时上海的困局。钱锺书一九三八年底回国后至次年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外国语文学系执教期间，讲授过荷马的两部史诗；战后他为暨南大学外文系学生开设的 “欧美名著选读 ”课程，第一篇也是选读《伊利亚特》。讲授荷马这个行为含有钱锺书在战争年代里的独特思考，不过小说《围城》的创作是带有着喜剧感的戏谑与反讽意味的，众人舟车劳顿地在污秽浑浊的世界里漫游的经历，可以看作英雄之旅的戏仿。试图将荷马史诗与现代世界接通的尝试，正是两次大战时期欧美世界的一股重要潮流。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围城》的日文译者中岛长文曾采访钱锺书，询问 “围城 ”一词的由来。钱锺书从书架上翻出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找到《鲁仲连邹阳列传》的一段内容，强秦四十万大军围攻赵国都城，有人去拜访客居城中的鲁仲连：

（钱锺书）把新垣衍对鲁仲连说 “吾视居此围城之中者，皆有求于平原君者也；今吾观先生之玉貌，非有求于平原君者也，曷为久居此围城之中而不去？”这些部分拿给我看，而后说： “作为词语来说，这是最古老的例子，但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日本友人随后做了些引申和联想：第一，司马迁这里引述的是《战国策 ·赵策》里的话；第二，作为词汇，《左传》昭公十三年的 “围困城 ”和传为蔡文姬所作的《悲愤诗》里的 “围城邑 ”，作为寓意典故也许比《鲁仲连传》里这段对话更为合适。

钱锺书自然知道《战国策》的出处，《管锥编》明确说：“此节佳文，悉取之《赵策》三，句法操纵，一仍旧贯，未可归功马迁。”使用《史记》的本子，是因为当时刚写完讨论过此书的《管锥编》，手边有书。以《史记会注考证》这种日本汉学名著来表示友好，也再自然不过。但更重要的是钱锺书在留意 “佳文 ”句法之操纵（“居此围城之中 ”和“有求于平原 ”二语的重复出现）的背后，更深感于其中历史人物应对 “围城 ”之局时的精神力量。大多要么困于局中、要么弃局出围的人，是因为有政治上的考量。“不肯仕宦任职，好持高节 ”的齐人鲁仲连，为何也留在 “围城 ”里呢？这恐怕也是钱锺书夫妇选择在战事爆发后回国面对的问题，也是他们在上海沦陷如何进退时面对的问题。没有引出的下文里也许才包含了真实的答案：

鲁仲连曰：“世以鲍焦为无从颂而死者，皆非也。众人不知，则为一身。彼秦者，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也，权使其士，虏使其民。彼即肆然而为帝，过而为政于天下，则连有蹈东海而死耳，吾不忍为之民也。所为见将军者，欲以助赵也。”

像鲍焦这样的古之 “介士 ”，耻居浊世，会因无路可走而 “抱木立枯 ”，这是对大义的坚持。鲁仲连引申到自己在 “围城 ”中的立场，他不从政，也不参与军事，无“求于平原君 ”，也不认为赵国有什么仁政值得捍卫。他只是愤懑于侵略者的作恶，才坚决要 “久居此围城之中而不去 ”。钱锺书在抗战时代里的表现，和鲁仲连 “义不帝秦 ”的态度是一致的。而且所谓 “非有求于平原君者也 ”，可理解为对于现实利益的超脱，回避党派、主义的站队，乃是一种清醒的政治态度，《围城》不表现战争中的政治斗争，这也许就是根本原因。《管锥编》曾说：“并世之人，每以当时之得失利钝判是非曲直，《庄子 ·胠箧》所谓 ‘符玺 ’与‘仁义 ’并窃，‘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 ’，西谚所谓 ‘山呼“胜利者万岁”！’ ”—这“山呼 ‘胜利者万岁 ’”，是钱、杨夫妇熟悉的堂吉诃德讥嘲桑丘势利眼时的用语。永远拒绝为胜利者唱颂歌，连同《太史公自序》里称许鲁仲连的 “轻爵禄，乐肆志 ”精神一样，是钱锺书肯定的人生境界。最终的日译本以 “不能在日语中找到其准确的译法与表意 ”为理由，放弃了原来拟定的 “被包围的城堡 ”这个题目，决定只选择《围城》原题中的一个方面，改用 “结婚狂诗曲 ”为书名。这样一来，就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原本 “围城 ”意象上的多重指向。尤其是作者虽未正面书写，却时时关照在心的战争中人之生存状态，在日译本的改题操作下被淡化了不少，这当然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在小说里，方鸿渐绕了半个中国，又回到了 “孤岛 ”上海。这个平凡怯懦的小人物，感受着 “拥挤里的孤寂，热闹里的凄凉，使他像许多住在这孤岛上的人，心灵也仿佛一个无凑畔的孤岛 ”。“围城中人 ”心绪上的这种写照，并不仅仅属于现代世界。《谈艺录》第四十六则里，论元好问同代人受其诗风影响，提到遗山 “三知己 ”之一的李献甫写了首《围城》，认为是 “入之遗山集中，可乱楮叶 ”。李献甫此诗写金哀宗天兴元年（一二三二），蒙古军队围攻汴京，此后哀宗率军离京退走。钱锺书留学时做过《中州集》的读书笔记，上述《谈艺录》这段内容就见于其中，并列称引的雷希颜、李长源、秦简夫等人诗，也都是经历末代板荡的感慨之作。元好问诗中也多次出现 “围城 ”字眼，早有人指出小说题名的出典可能与此有关。再往前追溯，还有杜甫。《容安馆札记》第四○四则论吕本中《东莱先生诗集》，摘记宋人诗话所云 “吕东莱围城中诗皆似老杜 ”；第三二○则引朱长孺《书元裕之集后》： “裕之围城中作诗指斥蒙古，不啻杜子美之于禄山、思明也。”钱锺书曾说自己的学诗经历，是在游历欧洲期间才足涉少陵、遗山之门庭的。感怀时事，从读书学诗经历里有了切身体会，和杜甫、元好问的诗心产生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