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磊

在《旁观他人之痛苦》结尾，苏珊·桑塔格提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战场上的尸体为什么要与我们的目光接触？他们要跟我们说些什么？”—战争图像传达了什么？是战争的恐怖、战事的庸常，还是远在天边的无关痛痒？桑塔格的结论是：关于战争，我们这些从未经历兵燹的人无法理解， 甚至根本无法想象。无法理解的，不只是具体的战争，更是暴力摧残下的生命：在铺天盖地的新闻影像中，为什么有些画面让人义愤填膺，有些又让人麻木不仁？为什么这种情况甚至会由同一事件的同一主角引发？表征与情感的互动背后一定存在着某种隐秘的机制，其诡谲运作主宰了我们对生死的理解与想象。这正是朱迪斯·巴特勒《战争的框架》讨论的起点。巴氏曾将人类生命固有的脆弱特质视作伦理的基石，但在战争爆发之际，面对霸权的猖獗与暴力的肆虐，呵护生命的主张似乎变得非常无力。“不可杀人”本是世人皆知的真理，却难以在第一世界本土催生反战呼声。更有甚者，守护生命的口号甚至为虎作伥地襄助暴力，成为霸权残害生命的附庸与帮凶。生命沦为抹杀生命的名义甚至手段，摧残生命的暴行甚至成为义举，美国右翼精英为暴力张目的“正义战争”论调至今言犹在耳：本国利益不可侵犯，他国主权任我践踏；本国暴行均属正义，他国反击乖张无理。抹杀部分人的生命，是要让其他人更好地活。

所以《战争的框架》关注的不是生命本身，而是掌控生命的权力伎俩。“九一一”之后，美国右翼当局完美践行了福柯所谓生命政治的死亡面向。生命政治将生命视作生物学意义上可宰制的客体、可操作的数据，为了让国民活得好，抹除不作数的数据可谓轻而易举，即便代价是牺牲异族生命也在所不惜。依据这一逻辑，死亡与杀戮就成了生命政治的题中应有之义。对美国而言，霸权随时可让异己的生命成为不值一提的草芥：“二战”时期的犹太人、罗姆人如此，今日战乱地区的无辜平民同样如此。

霸权股掌之上的生命正是阿甘本所谓“牲人”：由政治生命沦为无根赤身的非人，任人凌辱的鬼蜮生物，命悬一线的魑魅魍魉。但是，既然制造牲人系不义之举，为何普罗大众竟可听之任之，甚至甘愿成为帮凶？对此，巴特勒从媒介领域出发，由人类生命在视听领域的表征方式入手，剖析了从确定牲人、排斥牲人直到最终抹杀牲人的情感机制。在她看来，暴力戕害生命的过程绝不是简简单单的“锁定—清除”而已，战争之类的暴力运作必须调动民众的情感作为支撑。确定目标之后，正式攻击之前，暴力机器必须向大众精心呈现目标生命的样貌，激发大众对目标形象的嫌恶，点燃生命的怒火，在难以遏制的情感激荡下，向着目标生命开启战车、发射炮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