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耘的判摄之学(下)

丁耘的判摄之学(下)

作者:读书

2020-04-30·阅读时长12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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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吴飞

虚静与永恒

所谓 “寂然不动 ”“感而遂通 ”,以此为道体之即虚静,与熊牟一系的解释颇为不合。熊十力、牟宗三以翕辟成变、即存有即活动来理解宇宙,而不立虚静之道体。丁耘意识到了这些说法与自己之间的差别,甚至意识到这一思路与宋明理学的理解有关:

周濂溪《通书》以乾元合诚以述道体,而其《太极图说》乃以动说乾,以静说坤。复以为人极则当主静。是天道为动,而人道主静,天人动静断为两橛。虽后学曲为辩护,以为人极之静,非动静对待之静。然《太极图说》以乾坤为两仪,动静对待,乾元非似太极之为道体,而《通书》则以乾元单配诚为道体,此又是乾元断为两橛。如欲居间调和,一途无非废人道主静之学,一途则重显乾元之静。

在他看来,熊牟一系之心学一功夫论,便是沿着这里说的第一途,废去了人道主静之学,但这是由于濂溪学术之内在问题而导致的。而丁耘自己的路线,则是沿着刘蕺山一脉,上溯先秦,“从头考虑天行及乾元之动静问题 ”。他得出的结论就是 “细玩《易》《庸》,当知其虽主乾之不息、天之不已,其实皆壹以静穆为体。动变之静,决非外于乾元者 ”。而笔者恰恰认为,正是熊牟一系的学问抓住了中国哲学的要害(丁耘谓牟宗三纳刘蕺山之学,是违背师说,恐亦未尽然),他们对中国天道的阐发打破了西方哲学中那个永恒不变的绝对存在。而丁耘道体学之虚静义,表面上是要接纳庄学、心学之宗,却暗中接引了已被熊牟否定掉的、西方那个绝对不变的永恒存在。

盖易学言乾坤,言动静,皆由阴阳上说,而阴阳消息,皆可相互转化。乾,作为阳之原则的总合,“其静也专,其动也直 ”;坤,作为阴之原则的总合,“其静也翕,其动也辟 ”。乾坤皆有动静,本是易学之要。丁耘称 “静专动直与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实同 ”,亦无问题。他由此调和濂溪之两篇文献,以为《太极图说》之主静立极与《通书》之以乾元通释诚体是相通的,亦甚得当。但二书本不矛盾,何须调和?《太极图说》固然云 “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 ”,亦有 “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 ”之语,前者是功夫论,后者是天道说,本无矛盾。而《通书》所谓 “动而无静,静而无动,物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神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非不动不静也 ”,岂不是正与《太极图说》相发明,何有天道以静生万物之说?

丁耘立虚静义的又一个方面,是孔、庄对天道无言的强调,以此“於穆不已 ”之义,因“於穆 ”通无为,“不已 ”表无为,故《中庸》末章所引《大雅 ·文王》“上天之载,无声无臭 ”,“即提撕此静默之理”,此虚静、无为、无言之义虽皆可成立,然其含义均不似亚里士多德第一本体之静,更非以 “虚无 ”“寂然 ”“静虚 ”之体为动变之本。亚里士多德的第一本体,是一个不动的推动者,与其他的运动者之间是因果、推动与被推动的关系,自身则是永恒不动的,即丁耘所谓“不涉变化存有之静 ”。以最高存在为永恒不动,乃是西方传统哲学的固有观念,涉及对存在、时间、永恒、运动等诸多重要观念的理解。永恒不动之第一本体推动其他存在者,是绝对存在对不完美的存在的推动,在亚里士多德以及后来的存在论体系中都是成立的。而在丁耘所引的这些中文文献中的静,指的均为可动可静之中的静,丁耘谓 “理学转以实理为静 ”,“盖虚寂是未发之静,实理是已发之止”。以未发、已发来理解静与动,确实抓住了濂溪主静之说的要害,亦近于《乐记》“人生而静,感于物而动 ”之本义。然而,从人之静至动,本身既非推动与被推动的因果关系,更无法推出天道之由静到动的运行模式。庄、孔强调天道无言,并不是说天是寂然不动的,而恰恰是在讲天道没有目的因,没有机心,不会刻意为了什么去做事,反而能够导致生生不已。功夫论中的主静,与这个意义上的天道当然是相通的,盖静坐之法,其要亦在凝神定意,收摄心神,无思无虑,恍恍惚惚,与天地浑然为一,如此方能 “养吾浩然之气,至大至刚,充塞于天地之间 ”,方能 “得其环中,以应无穷 ”。宇宙论与功夫论中的静,都与目的论毫无关系,都不是为了寻找那个不动的推动者。深谙佛理的丁耘兄,于此自不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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