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罗旻

相比宋代那些横绝一时的文坛巨星，周紫芝或许算不得太有名。但是在宋代文坛中，毕竟有他一席之地。《四库总目》说他的诗 “在南渡之初，则特为秀出，足以继眉山之后尘，伯仲于石湖剑南也 ”。南宋杨万里《刑部侍郎章公墓铭》，写章焘曾与周紫芝唱和，“至今言宣城诗人者，前有梅、谢，后有周、章”。章焘诗已亡佚，无从求证，但观周紫芝存世之作，此说并不算过分。钱锺书先生曾评价他的诗 “爽利不堆砌 ”，若有人认为他创作不行，“那么他的诗和词会使我们快意地失望 ”。他推崇梅尧臣、苏轼的诗风，其乐府诗效法 “两宋乐府第一人 ”张耒。他的词也清丽，上学晏欧，下法柳秦，靖康之难的阴影没有在他的词中留下过多痕迹。

然而《四库总目》在赞誉他的才华之前，毕竟先毫不客气地大书了一句：“集中谀颂秦桧父子者，连篇累牍，殆于日暮途远，倒行逆施。”古人讲文如其人，这一笔无疑有盖棺定论的味道。

一、日暮途远：周紫芝的后半生

周紫芝虽有文名，但大半生都只是一介寒士，至宋高宗绍兴十二年，才终于以廷对第三的名次考中进士，此时他六十一岁，正步入人生暮年。其后，绍兴十五年五月复设六部架阁官，周紫芝以迪功郎掌礼兵两部，绍兴十七年十二月以承奉郎为枢密院编修官，随后进右宣教郎，兼实录院编修官，至绍兴二十一年四月，出知兴国军。考其在京为官的品秩，迪功郎从九品，承奉郎从八品，枢密院编修官正八品，宣教郎正七品，都十分低微。

《三朝北盟会编》记载，建炎年间，周紫芝为贡士时，曾上书高宗，主张重用李纲，诛除奸佞，以救前弊，图自治，然后可望雪耻。此刻他对金人的态度还是 “虽驱天下之兵以胁之，不足以当其强，竭天下之财以饵之，不足以厌其欲，尽天下甘言以悦之，不足以回其意”。对主战派李纲，他提出 “愿陛下尽以国计倾心付之 ”，“倾心 ”二字，可见其迫切与真诚。虽然他这番上书主旨在 “自治 ”，并非全然锐意进取，但持论仍正。然而到了绍兴年间，随着和议的最终签订与政坛、文坛阿谀风气的盛行，这种论调不复存在，留下的，是在京十年间多次趋奉秦桧的诗篇。

周紫芝为秦桧所作诗篇，计有《时宰生日乐府四首》《时宰相生日乐府三首》《时宰生日诗三十绝》《时宰生日乐章七首》《时宰生日诗五首》；此外又有《秦观文生日诗三十韵》《秦少保生日诗三首》，是为秦桧之子秦熺作。且他为秦桧所作诸题都有序，以太公望、周公旦、召公奭、樊侯、仲山甫等先周名臣作比，以《诗经》中《大明》《甘棠》《淇奥》《缁衣》等嘉篇为类，极尽阿谀。他尚有《大宋中兴颂》，篇中 “天子曰都，是任良弼 ”等句，则是一体赞颂高宗与秦桧君臣之笔。

对高宗和秦桧的颂扬风气，始自宋金绍兴和议的签订，主和派取得了全面胜利，也主导了文坛的一时风向。政治屈辱和经济损失一目了然，但是漫长险恶的战事终于消弭，所带来的政局稳定、民生改善，一定程度上亦属事实。

如同那个时代的许多文人士大夫，周紫芝亲身体验过颠沛流离，战乱之苦。他曾经作《避兵遣怀六首》，发出过 “射敌无一矢，南渡几楼船 ”的讥刺，却也经历过 “掩面怜痴女，回头愧老妻 ”的仓皇，目击过 “舂陵四万户，今日几家存 ”的疮痍。他在《时宰生日乐府四首》序中所述 “朝廷修两国之好，结百年之盟，休兵息战，使各保其骨肉父子之亲，公之阴德，岁所全活不可以巨万计 ”，虽是奉承，但也反映出同时代的很多士人终于面对和平时的欣慰之情。在主战和主和的两极之间，绝大多数士人其实是矛盾而复杂的，他们希望收复故土还于旧都，却也震动于眼见的兵火连绵流离失所。和议带来的相对太平，无疑会令他们不能极度坚决地反对它。因此，如果不回头遥望北方的旧时山河，他们也能够将这半壁江山视作 “中兴 ”。更何况，将这种隐秘复杂的欣慰宣之于口，付诸文字，是绍兴年间把持朝政者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