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复生

二○一○年八月，在“第四届通识教育核心课程讲习班 ”上，甘阳花了一天的时间细细解读了雷蒙 ·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演讲稿整理成文有七八万字，收入其文集《文明 ·国家 ·大学》。在甘阳看来，近代英国社会的文化传统所试图回应的社会问题、政治挑战和中国当下非常相似：“威廉斯的这本书对于今天的中国读者特别重要，特别是第一编 ‘十九世纪的英国传统 ’，如果把英国背景拿掉，用来描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完全是可以对证的，一九八○年以后的中国发生了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大规模的市场经济，只有一七八○年左右的英国可以相比。”

十八世纪以来的英国，遭遇现代资本主义的冲击，显现了充分工业化所引发的社会后果。旧有的共同体生活趋于瓦解，这导致文化的反应，这种文化试图重新弥合社会分裂。这形成了所谓近代以来的文化传统。它带有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社会保护运动性质，同时又呈现出维护秩序、重建权威的保守色彩，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所要讨论的正是文化与社会的这种关系。

近代以来的英国社会问题和中国近三十年来所遭遇到的历史问题颇为相似，因而英国文化传统或英国经验给中国提供了灵感。从九十年代末以来，中国思想界从对德国近代经验的重视，慢慢过渡到重提英国的近代经验。二者共同代表了对中国 “崛起 ”的思考。前者在崛起时代的德国身上看到了对自身文化意志的肯定，充分认识到文化主体性在大国崛起过程中的重要性；后者则在 “崛起 ”后的英国身上感受到 “崛起 ”的社会后果，试图用文化重新修复社会。因而，甘阳等人九十年代末关注的是写作《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的韦伯，以及批判德国市侩文化的尼采，而新世纪以来则通过施特劳斯和施米特引路，最后过渡到了关注马修 ·阿诺德、罗斯金和莫里斯。

近三十年来，中国思想界一直在为崛起的中国寻找它的世界历史镜像，以建立可供参照的经验坐标。九十年代末的主题，是破除西方现代普世主义文化价值，以落后的后发现代化国家的身份，沿着现代化大国崛起之路，快速赶超，因此，文化主体性问题获得了极端的重要意义，它既是崛起的手段和前提，又是崛起的目标和归宿。这种文化政治诉求把德国经验带入了视野，德国在十九世纪的落后状况，以及在文化上寻求自我的强烈冲动，那种注定要担当大国命运的使命感，都和崛起前夜的中国思想界的自我认知极为相像。于是，思想界重新发现了韦伯的《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他对政治民族的论断，他对承担世界史命运的政治阶级的呼唤，都激起了当时的中国思想界的强烈共鸣。甘阳的《走向 “政治民族 ”》（原载《读书》二○○三年四期。文章标注写作时间为一九九六年二月）讨论的就是韦伯。另外，文化界还发现了另一个尼采，这一时期被重新关注的著作是《不合时宜的观察》，它为当时崛起中的德国进行的文化价值确认，它对有教养的市侩的尖锐批评，连同韦伯的诸神之争问题，把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政治冲突带入了思想空间（见张旭东：《尼采与文化政治》，《读书》二○○二年四期；《韦伯与文化政治》，《读书》二○○三年五期）。有意思的是，“有教养的市侩 ”（cultivated philistine），指的就是有文化的非利士人，它正是阿诺德重点批评的对象，而他也是《文化与社会》重点讨论的人物。

于是《文化与社会》又悄然进入了知识界的视野。在书中，威廉斯选取了重要的历史节点，分三个时段进行讨论：第一段是一七九○至一八七○年，对应的是法国大革命、一八四八年革命及巴黎公社运动；第二段是一八七○至一九一四年，是从巴黎公社到 “一战 ”；第三段是一九一四至一九五○年，从“一战 ”爆发到 “二战”结束。这段历史贯穿了从工业革命在英国爆发继而扩张到全球、野蛮的资本主义对本土社会造成巨大冲击、把中世纪社会文化共同体彻底打破等过程。尽管传统社群建立在封建人身依附关系上，但毕竟还笼罩在一层有机社会温情脉脉的宗法关系面纱之下。对于英国来说，这也是千年之变。社会解体造成了剧烈的阶级冲突，它在文化上表现为旧有文化权威的丧失，即阿诺德所说的 “文化与无政府状态 ”。虽然文化问题是社会政治问题的表征，但在一般人的感受中，却仿佛是文化与道德秩序的丧失导致了政治的危机和社会的动荡。因而，就产生了通过修复文化秩序来重建社会秩序的文化运动。

社会政治的危机自然会产生对它的文化抗议。在威廉斯看来，这正是近代英国文化主义兴起的历史根源，它的目标就是反抗资本主义对社会生活和文化价值的侵蚀。浪漫主义对乡土有机社会的想象，直至 “为艺术而艺术 ”，以及劳伦斯对性本能和生命力的赞美，都和保护社会的保守主义文化有着内在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