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方仪力

作为哲学家，斯宾诺莎的伟大毋庸置疑。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辟专章讨论斯宾诺莎思想，将斯宾诺莎哲学作为 “一切哲学研究的重要开端 ”，甚至进一步断言：“要开始研究哲学，就必须首先做一个斯宾诺莎主义者。”但斯学具有充分的整体性，理解斯学需完全把握其中的内在整体性。整体性之外，斯学又太过复杂，体系庞大，表达晦涩。“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唯我主义和利他主义 —这些所有主义和类似观点都可在斯宾诺莎这个 ‘完美的圆 ’中找到它们的‘一致之处 ’。”（莱昂 ·罗斯：《斯宾诺莎》）正因为如此，近代西方学者围绕斯学概念体系开启了无休无止的论争。但迄今，实体、属性、样态、神、自然等斯学重要概念仍缺乏定论。不过，上述论争从一开始就没有在近代中国学界上演。相较于斯氏的实体一元论及其概念体系，斯氏对 “自由 ”的解释和其磨制镜片的生活方式得到了近代中国学界更多的关注。在西方哲学史上如此重要的哲学家也因此在引介之初就遭遇了再解读，呈现出了 “政论家 ”和“隐士 ”等全新形象。他用以维持生计的镜片磨制工作也被树立为崇高孤洁、皦然独立的学者仪范。为他人提供镜片的斯宾诺莎反过来成为被磨制的镜像。

为“自由 ”呐喊的 “政论家 ”是斯宾诺莎在中国呈现的第一个形象。十九世纪末，梁启超在日本创办《清议报》。为“维持清议、激发正气，增长学识 ”（《横滨清议报叙例》），该报从日本学界大量转译了英美学界的思想，其中即包括卢梭、霍布斯、斯宾诺莎等巨擘。一八九八年，《清议报》率先引介了斯宾诺莎，将斯氏界定为 “荷兰哲学大家 ”，其师承传为 “法国大儒笛卡尔 ”。稍有遗憾的是，该报并未详述其哲学思想，仅将斯氏放置在 “政治学 ”领域，在“新书译丛政治学案 ”栏目中加以绍介。将“哲学家 ”作为 “政论家 ”加以绍介，大约是遵循了此前介绍卢梭等大家的惯例。

“哲学 ”概念本是舶来之物，彼时现代西方学科体系尚未在中国建立，政治和哲学的边际模糊不清，哲学和政治学难以分家，以“政论家 ”的标签标注斯宾诺莎或可理解。颇耐人寻味的却是绍介斯氏的方式。在西方哲学史上，尤其是谈到形而上学，斯宾诺莎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全面解读斯宾诺莎需要将西方哲学的传统、斯宾诺莎完整的哲学体系和斯学对后世的影响三方面结合起来，即从过去、当下和将来三个维度开展研究。若要将斯宾诺莎的 “实体 ”“神 ”“自然 ”等概念植入中国语境，重构其实体一元论，中国知识界需延续西方哲学传统，在西方哲学史的大框架中，紧扣形而上学层面开展引介工作，但这对当时的中国学界而言，无疑是难以完成的任务。中国几千年的思想传统面临再语境化问题，这也造成了斯学在近代中国引介出现了明显的时间层面的断裂。绍介转而因循中国传统史学的编纂方式，以“学案体 ”的方式展开。“学案 ”通常以总论、学者传略和著作论辩三段式方式对名家思想精蕴做一管窥，旨在呈现其基本思想特点和学术宗旨。在“斯宾挪莎学案 ”中，编者着重介绍了斯氏关于 “自由 ”的申述，将自由定义为 “不可避之理 ”，特别指出，自由绝不是 “人人之自由意欲 ”。并随之从自由论及制度，由“自由 ”问题引申到 “民约 ”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