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 年，京剧演员上台表演前一起念诵《毛主席语录》

从“留学生”到专职编剧

1960年初秋，在张家口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两年的汪曾祺摘掉了“右派”帽子。原单位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尽管建议摘帽，对他却并无接收之意，汪曾祺在等待一年后，想到了西南联大老同学、北京京剧团艺术室主任杨毓珉。接到老同学的来信，杨毓珉找到北京市文化局领导，答复是可以，但必须从事戏剧工作。再找团里领导说明情况，党委书记薛恩厚、副团长萧甲都没意见，人事局局长孙房山是戏迷，业余还写剧本，知道汪曾祺，一口答应下来。就这样，1961年底，汪曾祺被调入北京京剧团任专职编剧。

“他的戏剧文化修养救了他。那时候到张家口的一批‘右派’下去了，就他一个人回来。”学者季红真说，她也是201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汪曾祺全集》主编。在她看来，汪曾祺当时能回京工作，固然有老同学帮忙，但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戏剧修养。北京戏剧界对汪曾祺的名字并不陌生，因为他编剧的《范进中举》，曾在1954年北京市戏曲会演中得了京剧一等奖。

写京剧，对汪曾祺来说纯属偶然。那是他在北京市文联编《说说唱唱》杂志的时候，“那时写东西必须‘反映现实’，实际上是‘写政策’，必须‘下去’，才有东西可写。我整天看稿、编稿，下不去，也就写不成，不免苦闷”。那一年，正是纪念吴敬梓逝世200周年。汪曾祺回忆，苦闷中的他，听了杂志副主编王亚平的建议，从《儒林外史》中找了个题材改编成京剧《范进中举》。剧本在同楼的文化局戏剧科抽屉里压了很久，后来被串门的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意外发现，介绍给当时的著名老生、“后四大须生”之一的奚啸伯出演，一举夺奖。

谁也没想到，1962年到北京京剧团任编剧后，汪曾祺再也没有挪窝。晚年回忆起那次工作调动，他不由感慨：“人的遭遇，常常是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

其实要说起来，他与戏剧的不解之缘，早就结下了。

用季红真的话说，汪曾祺经历了中国戏剧从庙堂到民间，再从庙堂重返民间的整个过程。1909年出生于高邮一个小城才子家庭的他，少年时期所接触到的京剧，已从宫廷艺术进入了市场化的繁荣期，梅兰芳等一批名角纷纷出道，齐如山等文人也参与到剧本的改编之中。汪曾祺一方面在小城目睹了存留民间的野台子戏，一方面又从家庭习得京剧市场化的最新成果。

“我的大伯父有一架保存得很好的留声机——我们那里叫做‘洋戏’，还有一柜子同样保存得很好的唱片。他有时要拿出来听听——大都是阴天下雨的时候。我一听见留声机响了，就悄悄地走进他的屋里，聚精会神地坐着听。”汪曾祺所听的唱片中，就有程砚秋的《金锁记》、杨小楼的《林冲夜奔》。因为这段听留声机学戏的经历，他称自己为“留学生”。

不光听，他还跟着多才多艺的父亲学戏。父亲拉胡琴，他跟着学唱，据他回忆：“我学会了《坐宫》《玉堂春》《汾河湾》《霸王别姬》……我是唱青衣的，年轻时嗓子很好。”出于好奇，本刊记者特意问他的儿子汪朗，老头儿在家唱不唱。汪朗答曰：“他不在家里唱，就听他吹过，他在剧团里一咳嗽，人家就说他嗓子好，不唱戏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