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西安东郊的江村村民，每天下午在村大队的老年活动中心里自娱自乐

摄影/蔡小川

50层楼高的垃圾

像土地扼住农民，年过花甲的黄星志似乎无法走出垃圾的包围。

黄星志是西安市的垃圾分拣员。1月10日下午两点，他已经下班，乘坐垃圾车回到在江村的家。零星飘落的雪渣难以稀释阴霾，倒是透出些许凛冽。他穿着一身荧光绿的环卫服走在村里，引我走过村北的小路，走出四五十米，一道山沟出现在眼前，被凛冽压制的恶臭浪一般涌来，沟下便是亚洲最大的江村沟垃圾填埋场。

天晴时，臭气的余波蔓到村里。从沟上的大部分角度向下看，却看不出垃圾的所在。垃圾填埋场四周架起探照灯和摄像头，场内是一块块黑色薄膜，总面积近100个足球场，黑色管子在上面纵横，有些还覆着黄土。黑色薄膜是专业的HDPE膜，其下是一层黄土，再下层是垃圾，垃圾之下又是一层黑色薄膜，一层一层直至山下。

“垃圾把山沟填满了。”黄星志对令人作呕的恶臭已习以为常，他指着黑色薄膜边缘隐约的山脚，向我说明山沟的本来面貌，在26年前，眼前几乎堆到江村边的垃圾堆曾经都在山脚的位置，是一个深150余米的鸿沟。江村在陈忠实笔下的白鹿原上，位于西安的东郊。资料显示，西安地处渭河平原的二级阶地上，南面是高耸的秦岭，在东部和南部形成了大量的黄土台塬，白鹿原是西安境内面积最大的一个。而台塬之间便是深沟，成为垃圾填埋场的天然场所。因西安南部多地下水，当时的防渗技术有限，紧邻江村、距离市中心16.5公里的深沟从1900年开始，被用作西安全市唯一的垃圾填埋场。

为解决上世纪90年代因随意堆放垃圾而出现的“垃圾围城”困境，截至去年11月1日前的25年间，西安全市超过800万的人口每天除了呼出的空气，身内、身外产生的所有生活垃圾都汇向这里。来自居民、商业部门、公司、政府机关及事业单位和道路清扫等废弃的耐用品、非耐用品、容器与包装、食品、道路与庭院落叶和修剪物及其他各类废弃物，每天被收集到各个区的100多个垃圾处理站，之后由上千辆垃圾车陆续运到江村沟垃圾填埋场。而从卫生间运到污水处理厂的排泄物，干化后形成污泥，也被运到那里。垃圾倾倒进填埋场的固定区域后，填埋场的工作人员将垃圾压实，每填埋6米至9米，便覆上黄土和黑色薄膜。

江村沟垃圾填埋场内，层层垃圾被黑色薄膜覆盖

从6年前开始，黄星志成为这个链条中的一员。他在一家环卫公司工作，每天早晨6点天没亮便出门，坐着同村人的垃圾车一小时到达南郊的垃圾处理站。附近十余个小区的垃圾都收集于此，黄星志负责将它们装上车，每天运两轮。

“沟里曾经有果树，沟下有河，还有两个小水库。以前村民在水里捕鱼，果树也是村集体的。”黄星志记得，修垃圾填埋场时，军队把果树全部砍掉，还给村里，“分到木材多的人家就卖了，分得少的就用作柴火烧了”。光秃秃的山沟被筑上两米厚的黏土防渗层，一期工程位于山谷下，从1993年开始施工，占地240余亩，容量828万立方米，次年投入使用。之后又相继扩建三期，最终占地1031亩，库容量3463万立方米。

运输垃圾的工作大多集中在上午，紧邻中午时工作结束，黄星志便与最后一班垃圾车一同返回。“工作服得两天洗一次，赶上厨余垃圾的污水溅得满身都是，回来就得换洗。”他鬓角的斑白钻出帽檐，自城里的工地退休以后，他每月没有休息，一个月3000元，为自己的老年生活挣得些许保障。“建成之初，连建筑垃圾也往里面埋，后来附近有了建筑垃圾填埋场。江村沟垃圾填埋场内大多是生活垃圾。其中厨余垃圾最多，一车都拉不完。垃圾总量也在逐年增加，一车最少载重5吨，算上其他的垃圾，工作之初每天处理站能运两车，如今得三四车。”

放眼西安全市，黄星志的观感有数据的支撑。曾多次赴填埋场考察的西安交通大学环境与科学系教授王云海告诉我，填埋场建设初期工作面面积小，当时平均每天填埋垃圾约800吨，设计满负荷运行时每天的垃圾填埋量是2500吨，随着后期建设和快速增加的垃圾产量，垃圾越堆越高，工作面随之增大，每日的承载量也在增长。“1996年西安市辖区内垃圾产生量为每天2470吨，1995年至1998年，生活垃圾产出量平均以4%至6%左右的幅度递增；1999年后增长幅度减缓，2002年至2007年垃圾产出量基本维持在每天3300吨。”西北大学副教授杭正芳在博士论文《邻避设施的区位选择与社会影响研究》中分析，“2007年以后增幅明显变大，逐年日均增量近680吨，年均增长率16%”。截至2019年，西安市每天产生超过1万余吨生活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