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美]  柯文 (Paul A. Cohen)

书写一本职业生涯回忆录，不仅是我人生正当其时要做的事，也是一桩有意思的学习机会。那颗最终茁壮长成这本回忆录的种子，是我与《读书》杂志编辑饶淑荣的一次谈话。二○一五年十月，在哈佛大学的招待会上，她邀请我为《读书》写篇文章。二○一六年一月，我在香港向她提议了文章的大致想法。研究中国历史已然六十个春秋，我对中国历史和历史本身的思考经历了一系列演变；中国的历史学家熟悉我的作品，许多著作已译成中文。我想，也许《读书》的读者，会对我作为研究中国历史的外国学者的心路历程转变感兴趣。饶女士肯定了我的想法。但甫一动笔，我便发现这项计划比我预想的庞大得多，《读书》给的字数远远不够，我真切需要的是写一本有分量的小书。

这本书不是为了提醒、教导后辈，而是为了与前辈、后辈一同分享那份逐渐理解历史这门学科过程中迸发的兴奋和深切的愉悦。尤其是随着我对历史本身的思考逐渐透彻，那个与我的祖国十分不同的国家，她的历史，竟没有我以为的那样迥异于世。

我给几位朋友看过初稿后，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指出我没有把当时的世界局势、个人生活纳入叙述的语境。其中一位说道，读起来好像你坐在云端，动动手指，从一本书翻到另一本，读者却不知你是何许人也，身处何方，生活境况如何，世界如何变幻。我明白了，于是在二稿中尽力加入了语境。这本回忆录依然主要讲学术生涯，而非个人生活，但更加重视了个人生活、国际风云在各种时刻的关键作用。借此希望这些背景信息，以及已出版的书中我生活、工作的照片，能让不是中国历史学家，甚至不研究历史的人也觉得饶有兴致。

局外人、局内人

我的写作生涯贯穿始终的一个主题是局外人与局内人的对立。我在工作中始终志于深入中国，像中国人自己亲历历史一样，最大程度地重构中国历史，而不是关心西方人认为富有价值、自然而然，或符合常规的事物。关键是要摆脱过去 “欧洲中心观 ”和“西方中心观 ”等观念的误导。这些先入为主的观念是一种 “局外人 ”视角，而我首肯的是 “局内人 ”视角，后来我称之为 “中国中心观 ”。“中国中心观”在一九七○年前后逐渐在美国史学界站稳脚跟。这一研究取向最重要的观点之一，是要直接或间接否认过去的研究范式。西方的中国历史研究发轫于这些传统范式，以西方为准绳决定哪些故事有价值。 

“中国中心观 ”则以讲述中国的故事线取而代之：中国的故事并没有在一八○○年或一八四○年陷入停顿，遭到西方阻拦、取代，而是在十九世纪、二十世纪都一直占据核心地位。早期美国学者普遍认为，中国近代史和古代史的分界线是鸦片战争；一九七○年左右之后，越来越多的人达成共识：认为十九世纪中国史的真正分水岭是太平天国叛乱，及随后爆发的捻军起义和穆斯林叛乱。这三场起义给清帝国造成了无法比拟的物质和人口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