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游客身后就是德农馆德拉克洛瓦的《十字军占领君士坦丁堡》（蔡小川 摄）

相遇德农馆，《自由引导人民》

第一次见到德拉克洛瓦的画是在卢浮宫里迷路之后。这座博物馆挤满了来自全世界的游客，戈达尔的电影《法外之徒》和贝托鲁奇的电影《戏梦巴黎》里，手拉着手的年轻身影狂奔穿越卢浮宫的潇洒场景，仅是存在于屏幕上的极具诱惑力的幻想。在这样一个陈列着奇珍异宝的昔日帝王宫殿里恣意奔跑，或许有一种想象中颠覆与征服的快感。

然而，现实是：穿梭在作为旅游胜地的卢浮宫里，人山人海以第一层屏障阻隔了我与艺术品之间可能形成的亲密关系。欣赏《蒙娜丽莎》的微笑不仅要排队，而且以秒来计算瞻仰的时间。这个时候才会恍然领悟，艺术里意味着理解之关键的“凝望”这个动词，不仅诞生于闲暇中，且意味着对公共时空资源的一种占用。第二层屏障则是足以让人沉醉其间又自觉渺小的、构成了卢浮宫气场的种种元素：宏大的空间尺度，神圣与受难气氛中里的宗教艺术，静穆庄重的人像雕塑，富丽堂皇的镂金洛可可装饰，不是都能说上名字来的帝王贵族的肖像画……从一个展厅到另一个展厅，巴黎如流动的盛宴，只是在那些堪与拉斐尔的画相媲美的细腻丝绸裙摆和饰物皇冠珠光宝气的质地之间，在那些望向永久恒常的高贵古典秩序之中，不时也有一种令人入睡的困倦感袭来。

于是我在一个画廊中间的长凳上睡着了。那些雕塑与绘画试图传达给我的罗马元老院议员和希腊演说家的激昂也无法将我唤醒。醒来时，摩肩接踵的人群依然涌动，有一点惺忪朦胧中，我来到德农馆里。

就像横亘着一场小憩的梦，籍里柯的画以全然不同的方式冲撞向我：《梅杜莎之筏》，堆积成金字塔形的扭曲肉体，极致的苦难，罹难与生还，船尾船底的死亡气息与船头望向生之可能的希望……画里相互冲突的张力突破了古典的均衡克制，某种从画面内部涌动而来的力量与我这个观者之间建立了联系。那种联系是什么，我一时也说不上来。也许是背景中透视缩小的远景，将观者拉入画中，一同朝上升的方向，向海浪涌来的远处而行。之前，只有来自弗兰德的鲁本斯那充溢欲望的色彩和调动感官的肢体运动，给过我类似的冲击。从《真理的胜利》到《亚伯拉罕献以撒》再到《玛丽·德·美第奇的一生》，那种冲击由画幅的巨大规模承载着，裸露肉体强烈的肌肉运动张力统摄住我的视线，就如一场与血肉之躯的相遇。

在《自由引导人民》前上绘画课的学生 （蔡小川 摄）

籍里柯的《梅杜莎之筏》在1819年的沙龙展出时，它现实主义、令人毛骨悚然的描绘就引起了极大轰动，受到激烈地批评。它却深深打动了德拉克洛瓦。他在籍里柯还没有画完这幅画时，就曾看到过这幅画，还充当了画中木筏最尾端的少年的胳膊模特。据说德拉克洛瓦一走出籍里柯的画室，就疯了似的飞奔回自己的房间。籍里柯画中所显示的戏剧性结构，鲜明的色调，以及不受习惯约束的动作姿势都让德拉克洛瓦相信，自己也有能力去做这样的创作。1822年，德拉克洛瓦在沙龙中展出的《在地狱中的但丁与维吉尔》初次在新浪漫主义运动中崭露头角，受到了籍里柯作品和人格的强烈影响。

籍里柯的《梅杜莎之筏》

德农馆里，德拉克洛瓦的画挨着籍里柯。他最有名的画当然是1830年画的《自由引导人民》。这一幅具有政治意义的现代作品，标志着浪漫主义不再对古代事物进行描绘，也暂时忘掉了它的讽刺和超然，转而参与到同时代的现实生活中。德拉克洛瓦生活的时代，法国经历了波旁王朝的复辟，1830年的这场史称“光荣三天”的七月革命，就是巴黎市民希望驱逐查理十世、重建共和国的尝试。他们于1830年7月修起了街垒，罢黜了波旁王朝的国王，取而代之的是“公民国王”路易·菲利普，他的君主统治持续到1848年，被另一场起义所推翻。画中，每个人义无反顾冲杀的姿态，硝烟中挥舞的三色旗，裸露前胸象征自由的女子，清晰的阶层身份……在这幅史诗作品中，我能感受到德拉克洛瓦炽热的历史激情，尽管在他的时代，表达对自由的渴望和追求，还不像今天这样被视为理所当然。与新古典主义的静穆纯洁相比，它在那时是被视作有些冒犯、有些失序混乱的。

那张《梅杜莎之筏》完成4年后，籍里柯在骑马时坠马，脊椎受到重创，引发了并发症，33岁就去世了。这位浪漫主义先驱的死亡噩耗深深刺痛了德拉克洛瓦的心，也促使德拉克洛瓦进一步去临摹他的画，突破既有陈规。1824年2月，德拉克洛瓦26岁的时候，早晨起床时想起了籍里柯。他在日记中写道：“他曾经活着，但现在已离开人世；他曾经和我交谈，我们之间也曾互相了解；但现在除了一块墓地，什么都无法保留。他真的躺在这冰冷的墓穴中，这死一般冰冷的墓穴中了吗？他的亡魂是否还在墓碑之间徘徊游荡？当我想起他的时候，萦绕在我记忆中的，是不是他的灵魂呢？”他进而自问：“那么，我是一个人，这个‘我’是什么呢？一个人又是什么呢？他们耗费半生精力，一点一滴去学习那早已为人所知的事物，而下半生中，则不过是在为一栋永远不可能高出地表的庞大建筑物打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