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 谢驭飞）

文/肖遥

电影《走出非洲》里，女主凯伦和两位客人丹尼斯、科尔晚餐后坐在壁炉前聊天，丹尼斯听说凯伦会讲故事，就提议故事接龙，他起了个开头“从前有一个叫秦旺的放荡不羁的中国人，和一个叫夏莉的姑娘”，凯伦接着往下讲“夏莉是教士的女儿，会说中国话，秦旺孤身一人住在台湾街”，凯伦讲着讲着蜡烛变短了，丹尼斯看凯伦的眼神亮了，在丹尼斯眼里，这个会讲故事的女人闪闪发光。

恋人的世界和孩童的世界一样，是充满想象力的，孩子在听故事的时候不会考虑它的新意，他们会要求讲故事的人用完全相同的字句讲述同一个故事，任何一点改动都会令他们愤怒和不满。同理，情人也不介意重复，那正是他们不足为外人道的默契，他们会反复使用一套特定的表情包，重复一个只有他们两人知道的梗，或者讲一个傻傻的、类似宝玉给黛玉讲的那个小老鼠偷香芋的故事，用这些只属于他们两人的梗、段子和故事来暗示、确认、强化他们与众不同的亲密关系。在这些故事营造的乌托邦里，现实是与世隔绝的。

如果说故事是个乌托邦，那么现实世界就是一个权力系统。为了显得正常，人们要走亲访友；要参加聚会；要装作十年不见了的同学还是那么有趣；要对亲友的成就大声恭维；当有人展示自己小孩照片的时候，要像见到奇迹一样地惊叹。如果是孤身一人去社交，聚会越热火朝天，内心越容易感到疏离和寒冷，甚至觉得自己被屏弃于他人的言语之外：他们的旅途、别墅、猫狗或八卦与我何干？罗曼·罗兰说：“我看这世界，另一个世界——充满着歇斯底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