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富拉尼族牧民父子赶着牛羊行走在尼日利亚北部的萨赫勒地区。今天的尼日利亚拥有非洲最大规模的GDP和数量最多的人口，被外界视为潜力远大的新兴市场国家（法新社供图）

摄影/李亚楠

当我的左脚正要踏出拉各斯穆尔塔拉·穆罕默德机场（MMIA）国际航站楼的一刹那，一个沙哑的嗓门操着典型的西非腔英语在侧后方响了起来：“我的朋友，过来！”循声望去，一个穿着Isiagu花衬衫的中年男人正斜靠在不远处的海关柜台上，夸张地挥舞着右臂。“果然还是来了！”——我的心情竟有些恶作剧般的惊喜。

要从在华尼日利亚人的主要聚居地广州前往该国第一大城市拉各斯（Lagos），你需要在“空中客车”330型的机舱里度过将近20个小时：首先飞越南亚次大陆和阿拉伯半岛，抵达位于埃及或者埃塞俄比亚的中转站；随后跨过撒哈拉沙漠，从干燥的东北非一下子进入毗邻大西洋的几内亚湾。那些第一次去往非洲旅行的国内游客在前半程结束时就已经和你道别，机舱随后会被身着彩色民族风衬衫、梳着醒目“脏辫”（尼日利亚人称之为Dada）的西非旅客重新填满。不必惊讶，除去少数返乡的尼日利亚女性，在这班飞机上几乎看不到外籍女游客。而空乘人员会从降落后的第一分钟起使劲喷洒防蚊药水，以欢送全体乘客进入黄热病和疟疾流行区。

在这趟里程超过1.1万公里的旅程中，我的头脑正深深陷入一系列与即将造访的国家有关的错综复杂的信息之中。美国国务院历史文献办公室代理主任、前驻尼日利亚大使约翰·坎贝尔（John Campbell）的秘书发来了一篇关于大使先生的旧作《尼日利亚：起舞于峭壁之缘》的评论，其中有一句质疑令人印象深刻：“倘若尼日利亚已是一个富国，为何它的人民却如此贫穷？”彭博社负责非洲区报道的财经记者保罗·华莱士分享了一堆令人沮丧的数据，它们显示尼日利亚的通胀率刚刚上升至最近17个月的最高水平。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是一批曾经在西非经商的广东同胞给予我的忠告——拉各斯机场的海关官员会一边翻看你的行李，一边兴致勃勃地询问：“今天你又给我带了些什么礼物来啊？”那座机场的出境处没有X光机，生杀予夺全在个人。

在拉各斯街头的一处小黄巴停靠站，售票员和本地工会成员正在等待晚高峰的乘客到来

因此，花衬衫男人过于夸张的问候非但没有激起我的敌意，反而使我立即生出了想要验证一番过往传闻的兴趣。和入境口岸周边许多来历不明的本地人一样，这个厚嘴唇男人不穿制服、也不佩戴证件，却当仁不让地戳在一堆头戴贝雷帽的海关官员中间。“中国人还是日本人？第一次来尼日利亚吗？”他的右手从我的肩头快速滑过，轻轻拍了一下地上的旅行箱：“这里头是什么？”在得到“是第一次来旅行的中国人，带的是换洗衣服”这个答案之后，厚嘴唇一下子咧开了：“我们是朋友！为了我们的友谊，你是不是应该给我点什么？”

“是的，中国人和尼日利亚人，朋友！下次我一定会给你带些土特产。”按照广东朋友的建议，我做出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回答。花衬衫并没有表现出恼怒，他又一次拍了拍我的肩膀：“好吧，下次！你可以走了。”

一分钟之后，我已经走出航站楼，暴露在西非初冬29摄氏度的日照以及夹杂着尘土、泥腥和汗酸的复杂气味当中。接应的司机抽着“万宝路”牌香烟，漫不经心地指挥我们自己把行李搬上车。简陋、闷热（候机楼内的大部分空间并未安装空调）、混乱：这是我对拉各斯机场的第一印象，但比起20多年前的情形已经好得多。以荷兰阿姆斯特丹机场为蓝本建造的拉各斯机场，在上世纪90年代曾是西非最臭名昭著的刑事案件高发地。前往航站楼的旅客在通向机场的公路上就会遭到武装帮派的打劫，移民官员在盖章前每每主动索贿，连停在跑道上的货机也会被来历不明的民兵持枪“抽检”。1993年，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宣布停飞一切自拉各斯前往美国本土的航班，理由是“该机场无法保障旅客最低限度的安全”。这项禁令直到2001年才被解除。

比起身为犯罪者“天堂”的往昔，今天的拉各斯机场及其毗邻的伊凯贾（Ikeja）地区更像是一个巨型建筑工地。钢结构的2号国际航站楼已经接近结顶，它将有助于缓解年客流量超过700万人次（相当于无锡硕放机场）的拉各斯机场的拥挤状况。上百辆满载建材的卡车把通往航站楼的立交桥堵得水泄不通，它们运送的水泥大部分来自本地寡头企业丹格特集团。初具雏形的多层购物中心门前，换班的建筑工人正叼着烟聊天。从半敞开的铁门背后向外张望的则是富裕家庭自雇的保镖，他们大多值守在独栋别墅院墙之内的门房里。当然，也少不了非洲特色的“移动新零售”——头顶手提着新鲜水果、冰镇饮料以及各种廉价小吃的徒步小贩。他们灵活地穿行在永远不甚通畅的车流之间，等待主顾摇下车窗，递出一张200奈拉或者500奈拉的纸币。

破败、腐化、管理混乱，同时又年轻、躁动、充满生机：拉各斯机场给我留下的矛盾印象，同样适用于尼日利亚这个国家本身。它是非洲第一大经济体（2018年名义GDP规模接近4000亿美元）和全球第九大原油出口国，进入21世纪以来的农业和服务业总产出长期位居非洲第一。它可以独立制造家用汽车和小型炮艇，在过去16年里向外太空发射了5颗人造卫星（借助了来自中国和乌克兰的技术支援），其电影工业“瑙莱坞”（Nollywood）每年2500部的发片量在全球范围内仅次于印度的“宝莱坞”。基于这些依据，花旗集团在2011年将尼日利亚列入了21世纪前半叶全球11个“增长生成型经济体”名单中，在非洲范围内仅仅落后于埃及。

傍晚时分，一名拉各斯女商贩在传统露天市场上看守着卖鱼摊

然而，观察家对这种增长能否延续的担忧，从来也没有消除过。拥有1.96亿人口的尼日利亚，迄今为止依然保持高达4.85的生育率，长期位列全球前十。由于政府无力为如此众多的新增人口提供足够的住房、教育机会和就业岗位，目前尼日利亚人的总体预期寿命仅能达到54.5岁，甚至落后于长期战乱的阿富汗、南苏丹和索马里。本地25岁以上成年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5.2年，这导致有23%的尼日利亚适龄人口处于事实上的失业状态。更令人触目惊心的还有财富分配的不均衡状况——根据世界银行2018年4月发布的报告，目前有将近50%的尼日利亚人依然生活在国际贫困线（日薪低于1.9美元）以下，平均每分钟就有6个人堕入绝对贫困群体；而最贫穷的10%人口仅仅分享了社会总收入的1.6%，最富裕的10%则拿走了整整40.8%。

对中国人来说，尼日利亚还意味着许多其他信息。早在2002年，广州就出现了第一个成规模的尼日利亚商人聚居区。自2004年以来，中国一直是海外尼日利亚人向家乡汇款总额最高的亚洲国家。据长期研究在华非裔群体问题的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教授麦高登（Gordon Mathews）估算，在今天常住于广州的1万～2万名非洲裔居民中，数量排名第一的便是尼日利亚人。在2018年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双边贸易中，尼日利亚的进出口总额高达152.71亿美元，仅次于南非和安哥拉；其中进口中国商品和服务134.09亿美元，位列非洲第二。不仅如此，根据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在2017年公布的数据，长居尼日利亚的中国侨民如今已有4万人以上，正在发挥日益重大的经济和社会影响。认识这个看似遥远的西非大国，已经具有无比突出的迫切性。

就在我走出拉各斯机场的第二天，11月14日，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抵达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Abuja），出席了在当地举行的第一届尼日利亚数字经济峰会（NDES）。马云在致辞中表示，他在非洲创业者身上看到了20年前的自己，“希望今天出生在非洲，重新开始我20年前的旅程”。尼日利亚充满活力的年轻人以及2亿人口的可观市场，也令他“备感兴奋”。他相信中国创新经济的经验会对尼日利亚有所帮助，并乐于投入其中。

从东亚到西非，故事显然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