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许倬云
2019-11-03·阅读时长6分钟
大家好,我是许倬云,承蒙三联邀请我给大家讲“谁塑造了我们”。这是关于中国思想的一部分在线课程,也是个宏观的课题。
这个课题分三个部分讨论,今天讨论第一部分: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过程。
在这个第一部分里我主要想指出的是,来自四方的不同的信仰方式,不同的思考方式,包括祖灵、泛灵和天神,最后如何整合为一个完整的天人相应的系统。而到了西周的时候,天命无常观念启发了另一个新的方向,孔子从这上面更扩而大之,将天心当作人心看——他认为天和人是一体。那么天心和人心互相呼应,就是将我们的宇宙论、道德论和伦理学通过整合,编织在一个大的框架里面。 到了董仲舒的时候汉帝国成立,相对应的中华帝国的天下国家的概念,这个宏大而无所不包的宇宙论,对中国以及中华文明又定下了一个基本的基础, 很根本的基础。到今天这个基础还在很多地方显现,还影响了我们日常生活。
我们所说的,实际上是一些思想部分,或者是对自然的解释部分,甚至可以说一个宇宙论和认识论的范畴。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地区人类的生活方式大概最多可能分为三种形态。第一种是草原牧民生活的游牧地带。他们对于广大的天空笼罩在无边无际的草原上,这个感受是很深刻的,所以他们对天有一定的崇拜。对于天的崇拜,这是在整个草原地区通古斯语系民族中,几乎都会出现的现象。
第二种是中原地区的农业地带。在中国的黄土平原上发展的农业,和湖泊地区发展的稻米的种植农业,都是安土重迁。人们居住在这些地方,根据人自身的努力改造天然环境,生产一个个农业产品以维持生活。这个系统,这一种生活方式产生的意识形态,是天跟人之间交互作用:人施展出一些力量,天回报一些反应,这就是天人之间的互相呼应。人在这地方长期工作生活累积的经验本身,从祖宗传到子孙,所以对于生活在这片地域的人们来说,最初的开创者、当下生活的人以及未来是一个连接在一起的整体。对祖宗的认识是从祖灵崇拜开始,以至于由祖灵的崇拜延伸出宗族结构,这是第二个重要的形态。
第三个形态是采集渔猎地带。人们在山林、河川、湖泊等地方采集、渔猎为生,这种生活环境里获取物资相对容易。但是,他们也必须在跟自然界密切接触以后才能获得生活物资,对于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觉得会有一个神灵在内,这是泛灵论的一种信仰。
天神崇拜、祖灵崇拜和泛神信仰,这三种信仰在新石器时期的中期逐渐结合起来,融汇成很难分开的一个混合系统。可以说从今天的关中一直到沿海,从北方草原一直到东南海边,包括中间的湖泊和长江、黄河流域等等,基本上大中国里边,这三种信仰逐渐混合在一起。这种混合而成的新信仰,所集中出现的区域在黄土平原上,从华山一直到泰山这条线索,有许多的新石器文明。
▲商代青铜器(图片来自网络)
商代建立了第一个超越部落的霸权,这个霸权延续的时间更长。由于这个是部落国家联盟所建立的霸权,所以部落与部落之间,要自己认同自己的来历和自己的祖先是谁。 所以商代中国人信奉的是祖灵崇拜,祖灵沟通人间跟天上,祖灵也掌握特别的权力,可以排斥邪魔恶灵的侵扰。商代的信仰,因此我们看见卜辞上,最主要的一条网络和线索是祖宗崇拜。对于其他的部分,都没有对于祖宗如此之重视。上天是祖宗秉承的一个对应体,上天和祖宗是结合的,但并不是一样,而是对应体。
等到商代霸权终了,周代以西方的小国,君临中原的一大群部落以后,建立了一个封建体系。这封建体系是用周人姬、姜两族的宗族组织,笼罩在非姬姜两族以外的异姓部落之上。宗族组织当然是借重于祖灵的信仰,但是周人添入了新的因素——天的因素。天命无常,天给王者一个使命,要做到仁民爱物的工作,对老百姓要好。天命授予王者,王者没有达到这使命,天意就可以改换到别的王者身上。
周人是从自己得到天命,来影射商人失去天命。这个很重要,因为从这以后,天命本身成为一个裁判,王者的权力是屈服于天之下。天命是无常的,天命是以老百姓的反应——民心、人心——为依皈。这一个特别的条件,使得周人的作为确实和商人不一样。周人的考古遗址里面,我们几乎看不见商代那样子以人来做殉葬的现象。周人墓葬里面喝酒的酒器,比例数相当低,不像商人那样喝酒的酒器之众多。
所以在周人征服商朝以后,撰写的《周书》里对周人的劝告,对他们这种警戒,是必须要做到勤快、正直,服从天命,这样子你得到天命的佑护才能长久。通过这种警戒的文章,可以看见周人对于自己部族的行为是非常注意,而以天命来约束人间的行为。
这个对于天命的信仰,认为天命是有目的、有方向的认识论,被孔子继承过来。孔子就以“仁”——“仁爱”的“仁”作为人心,以“义”作为人心应当为的标准,一个人当为的本性,当为的标准,“礼”是当为的方式,通过这些来界定人心跟天心之间的相互命。而天心最崇高,笼罩所有的自然界。
天人在这方面一条轴线的孔子理论,变成儒家最重要的基石。下面在“所当为”这部分,就是宗族的伦理,人间的伦理,扩大到“五伦”:从血亲一直扩大到朋友。这五个伦常,君臣朋友都在内。世界上的社会关系,都在一个大的仁义礼智信的范畴之内,人们要遵从这个伦理,才能不违背天命。
孔子这套儒家理论,经过不断补充完善。而孔子所秉承的,也不仅是、不完全是周初的一些说法,包括我们从《左传》上看见许多有学问的学者,许多有学问的朝臣,包括祭师、卜者、史学工作者都不断劝谏他们的诸侯,做人做事该如何如何。这个现象使得我们可以讲,儒家从头到尾就是以“天命如何叫人间出现一个接近美满的秩序”作为标准,而且注重人心本身的整顿和安顿,整理和安顿是很重要的一环。
当然对孔子学说的挑战者不是没有,墨家就将“天命”的地位提高,其他都在天命之下。天的天道是最高,人道是其次的,这与儒家注重人心的安顿截然不同。那么阴阳家就以各种自然现象、自然力量的互动,作为他们认识世界的基石。阴阳家的思想在孔子的系统之内很容易容纳,这种阴阳间的秩序都在天的笼罩范围之内。法家实际上就是儒家的延伸,就怎么样在承受天命的一个政治体制之内,做到最好的工作,做到最好的管理工作,使人民承受福祉,可以过个幸福的生活。 儒家思想基本上在中国古代算主流。
春秋战国过去了,秦汉大帝国成立。在西汉,董仲舒拿儒家的思想做了整盘的大整理,容纳了《易经》里面变动不居的观念,容纳了《易经》里面各种因素互相感应、互相刺激的观念,这也就是在阴阳五行家里面得到同样的一些因素,同样一些思想的因素。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的系统就极为庞大:宇宙是最大的圈子,人间是第二个圈子,国家是第三个圈子,社群、社团、社区是第四圈,家庭伦常是最小的圈子,个人是最基本的单位。个人身体之内也有个小宇宙,这等于大宇宙一样,也是各个部分的互动之间,互相感应,互相影响。 这个宇宙是永远在变化、趋衡,寻求一个最好的平衡点,这个是动态的平衡。
这种思想在今天看来非常现代化,因为今天量子力学的宇宙吸收理论和这个是相当接近的。董仲舒的理论基础产生后被人借用,就使得民间存在对于巫术的信仰,人利用巫术的力量去干预宇宙的一部分,董仲舒就认为是不应当的。董仲舒认为,“天人感应”是人的行为的好坏对错会引动天,天然力量宇宙力量就会对人的呼应产生反应。这个和巫师们的做法不一样。
▲马踏匈奴石刻(图片来自网络)
但刚讲的这民间的巫师所代表的力量,实际上是等到道教雏形出现的时候,就变成民间起义反抗的主流。比如说黄巾军代表的太平道、天师道到代表的原始道教,他们就以社区本身的协调合作,建立一套相互救济的秩序以弥补人间秩序的不足。用天的秩序反抗人间的秩序——每一个时代有一种天,“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每个大的epoch(时代),它的epoch是一种秩序,这个大的时代的转变,就必定要引发新时代另外一套秩序的建立。这对于董仲舒的说法当然是个极大的刺激,可以说是极大的反动。
相对而言,当时传进来的佛教,对中国而言只粗浅地引发了道教的重组,并没有对儒家构成强烈的挑战。
如董仲舒的儒家理论,这天人感应理论,在今天还存在于我们生活之中。我们的风水观念,饮食起居中的种种规矩,对于食物的寒热温凉等等的观念,都是在这影响之下产生的,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我们对于人间的秩序,人与人之间互相相处的原则也还在求和谐之中,希望得到最好的、最高的完美成果。
这一节讲到这为止,下一节我和大家一起分享中国思想的发展历程第二部分:中华文明对外来文化的转化和融合。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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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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