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的三重身份
作者：读书
2019-08-16·阅读时长14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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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您已购买，请登录文/徐兆正
在《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一书中，钱锁桥先生将 “修正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有关现代中国的知识结构 ”，作为 “对林语堂一生著述进行全面深入的考察和理解 ”的前提，并非难以理解。作者深知 “在中国现代文学文化批评的语境内彰显林语堂文学实践的意义 ”的必要性，为此才构筑了一个重新讨论现代中国知识结构的场域。在他看来，以胡适与鲁迅为代表的 “现代中国的知识结构 ”所生成的话语实践，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化进程。因此，对两人的思想遗产进行重估，始于检讨中国现代化进程遗留下的诸多问题（如“新的文明 ”的许诺并未在传统儒家文化崩溃之后兑现，反倒是留下了近乎迷信的科学崇拜，而中国传统文化也不复为 “本”），而落实在两人思想观念的同一之处：两人同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尽管侧重不同，在“再造文明 ”的问题上却不约而同地显示出殖民主义话语的渗透，“假如按后殖民式批评家的说法，鲁迅对西方传教士话语的霸权性质 ‘视而不见 ’，胡适从来就不承认有殖民主义这回事 ”。
由是在第一章的结尾，作者便为我们勾勒了置身中国现代性历程中的林语堂，他的话语实践在胡适与鲁迅组成的坐标中所兼具的三重特质：首先，他们都是自由主义的批评家；其次，在针对中国传统文化做出批评时，林缺少胡适、鲁迅两人话语中的激烈形态，换言之，自其介入新文化运动以降，他所走的始终是一条允执厥中的道路；最后，林语堂八十一年的生平行止，有三十五年在海外。这种海外经历与由此而来的视野，似乎使得他比通常意义上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命多出了一段，林的著译涵盖了他身体力行对两种文明的转换，令他在此一基础上能够对 “整个现代文明（中国现代性问题为其一部分）”有所发言。作者认为，这一点在整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群皆罕见其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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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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