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范 可

几个月前，读到挪威人类学家埃里克森写的《弗雷德里克·巴特：一位知识分子的传记》（Fredrik Barth: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相当精彩。作者认为，巴特终身为强烈的好奇心所驱动，对所钟爱的人类学充满激情。尤其强调，他是整个二十世纪全世界最为活跃的田野工作者之一。请注意，是“全世界”！

巴特一生著作等身，这对一位总在田野里 “转悠 ”的学者是很不容易的。人类学家从事田野工作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而且加上阅读其他相关资料和整理田野资料，往往数年才能完成整个田野民族志的书写和出版过程。大部分人类学家整个学术生涯往往只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志作品，巴特却至少有六部！如果考虑到巴特在其他学术方面也同样活跃，我们不能不说，他的这一成就可谓惊人。

田野之于巴特

我们知道，田野工作是人类学经验研究的不二法门。田野工作指的是人类学家参与到被研究对象的生活中，通过观察和访谈获取第一手资料，最后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写出文本。所谓民族志（ethnography），就是从收集资料到形成文本的全过程。作为人类学从业者，我一向以为，民族志工作方法很难教授。很荣幸，巴特也持有同样的想法。他主张民族志方法最好的学习是实践，因为每个人遇到的情况和经验都不一样。尽管有一些基本的程序，但常有即兴发挥的场合。

在巴特的眼里，人类学的田野工作超越了其他社会科学常用的定量与定性的限制。因为，在统计材料、问卷基础上获得标准化选择性答案的定量研究，只能从被访者那里获取极为有限的知识。而作为定性研究主要手段的深度访谈，往往只能依靠少数几位报告人，所以需要有与被访者有关的更多信息来补救。人类学提出了第三种方式 —参与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这种方法既不会大量花钱，也不会太耗体力。体力繁重根本不是田野工作的特点，观察的重要性绝不逊于日常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