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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队在中国

作者:黑麦

2019-08-07·阅读时长13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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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邓讴歌、何勇、欧洋,在香港红磡的演出现场(高原 摄)


80年代,前奏

1978年4月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新英汉词典》中出现了“乐队”一词,作为“Beatles”词条的解释,此时,英国的披头士乐队已解散数年,这个非常滞后并且有些含糊的解释,似乎并不能让当时的人把乐队和某种从未在中国大陆发出声的音乐形态联系在一起。

一年后,商务印书馆接着出版了一本《美国实录·光荣与梦想》,书中所提到的“摇滚”,也是个令人匪夷所思的字眼儿,它看上去并不那么雅观,却在年轻人中营造出一种虚幻、极端的氛围。就在那段时间里,改革开放的同步宣告,似乎昭示着新时代的到来,一些新的事物接二连三地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打开了某种视野。

80年代中期,人们不再像过去听邓丽君那样偷偷摸摸,磁带伴随着流行的声音走进千家万户,成为市面上最触手可及的精神食粮,几块钱一盘的磁带,几乎可以让一个年轻人享受数月,这是他们最喜爱的娱乐,也是他们认识世界的最初方式,尽管还有些模模糊糊的。在磁带文化盛行的岁月里,抒情歌曲占据了主导地位,先是一批台湾校园歌曲,随后而来的是诸如《万里长城永不倒》之类的香港电视剧主题歌,同期的罗大佑、张明敏等人似乎奠定了这一音乐文化形态的最初审美。不过,随后的一曲《黄土高坡》将其颠覆,这种更像北方民歌的喊唱似乎在北方终结了阴柔的演唱风格,让很多人找到了一种情绪出口。

在这片禁锢了已久的广袤土地上,一种新的声音正在浮出水面。1980年的夏天,第二外国语学院的操场上举办了一场北京高校文艺汇演,一支由年轻人组成的电声乐队站在舞台上初试啼声,他们翻唱的大多是披头士乐队的歌曲。此前,摇滚乐和吉他只是一些人的特权,只有少数人在北京海淀的部队大院里,看见过弹着吉他招摇过市的高干子弟,那个形象,无疑充满了对于旧审美和体制的挑衅,也对年轻人充满极大的诱惑。

第二外国语学院舞台上的这支乐队名叫“万里马王”,它的名字由四位成员的姓氏拼凑而成,彼时流行的“千里马”精神也为乐队的名声助了一臂之力,在《昨天》这样流行的曲调中,现场的年轻观众激动不已,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听到这种音乐,这与他们此前接触到的宏大的、严肃的音符不同。时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部主持人的吴晓庸也在现场,他将这场演出的录音带到了自己的节目中,没过多久,英国广播公司(BBC)也迅速做出了报道,认定那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场摇滚乐演出。

田壮壮曾在80年代拍摄过一部名为《摇滚青年》的电影,在当时,流行和摇滚之间没有清晰的界限,“摇滚”这个词很模糊,它更像是一种对于不羁与抗争的形容。生于1965年的杜昊,是二炮文工团的演奏员,他在80年代初“下海”成为了一名摇滚歌手,在他的自述《年少轻狂的日子》中,他讲道,当时全北京的演出队伍不过几十个人,这些玩音乐的“散户”大多来自北影、全总、儿艺、广播乐团、文工团、歌舞团等,他们技术优秀,很快将这些来自境外的音乐,转化成本土的声音。这其中,最为引人注意的一支乐队,名为“七合板”,1984年,他们发行了一张翻唱美国民谣歌曲的专辑,随后被相关部门遣散。在专辑的封面上,穿着燕尾服,蹲在最前面的崔健和刘元,在数年后缔造了中国摇滚乐的开端。

1985年初,美国歌手迈克尔·杰克逊和莱昂内尔·里奇联手美国近百名歌星发起了一场为助非洲灾民录制唱片的活动。感人至深的大合唱《天下一家》(We Are The World)很快就传入了北京。花果山乐队的侯德健,向歌舞团推荐了当时还未成名的郭峰,由此,一张打着“为世界和平年”而录制的专辑呼之欲出。

1986年5月9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的百名歌星演唱会上,一位名叫崔健的年轻人和他的乐队登上了舞台,他衣着随意,一只裤腿挽起,露出一截白色的袜子,给人一种玩世不恭的感觉。他在吉他的和弦中发出犹如嘶吼的“我曾经问个不休”,随即迎来台下的一阵喝彩。当鼓声键入,刘元的唢呐声响起时,台下的观众几乎沸腾了,他们并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音乐,只是觉得那种带有节奏的张狂刺激着身体里的每一根神经,一种压抑了已久的情绪,在这些音符里得到了充分的释放。于是,这首名为《一无所有》的歌曲,随即成为了中国摇滚乐的开山之作。


唐朝乐队在香港红磡的演出现场(高原 摄)


3年后,这张名为《一无所有》的专辑上市了,像是一把刀子,直击了在物质和精神上都极为贫瘠的社会处境,这些歌词和音乐如同一种拷问,发人深省。很多人在当年记住了《一块红布》或是《花房姑娘》这样的歌曲,作者用浪漫的爱情比喻革命,书写时代,但是很多年以后,人们更为感叹的是专辑中的另一句歌词,“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在今天中国文化和旅游部的官方网站上,崔健和这首《一无所有》被形容为中国摇滚乐的先人和先曲,文字中甚至提到了曾经被停止销售的专辑《红旗下的蛋》,时过境迁,摇滚乐也不再是敏感的事物,它成为一种与时俱进的声音,记录着当下发生的种种现实。

80年代末,北京已经出现了几十个乐队,乐手们不断更迭着自己的创作伙伴,试图在种种有限的碰撞中,找到新的火花。在面孔乐队吉他手邓讴歌的回忆里,他们的乐队就是由一批年轻的霹雳舞少年所组成的,由此,“唐朝”“黑豹”“呼吸”“1989”“眼镜蛇”“面孔”,这些在几年后的音乐圈中如雷贯耳的名字,相继成立,成就了中国摇滚最初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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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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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迷于对抗中年危机的美食作家,对groove着迷的音乐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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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人正年轻

这个夏天的乐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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