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日利亚女作家奇玛曼达·阿迪契 （Wani Olatunde摄）

为什么想要一个女权主义的女儿

《亲爱的安吉维拉》是尼日利亚女作家奇玛曼达·阿迪契写给一位名叫安吉维拉的闺密的一封私人信件——这位刚刚生了女儿的妈妈向她的作家朋友请教如何养育一位女权主义者。而她呢，洋洋洒洒写下了15条建议。

这位尼日利亚的新手妈妈为什么想要女儿做一名女权主义者呢？

“女权主义者”并不是一个多么讨人喜欢的身份标签。用阿迪契本人的话，这个称谓被赋予了太多的负面意义，明明是为女性赋权，却常常被故意曲解为仇恨男人。在大众的刻板印象里，这个词即使不让人厌烦，至少也是令人扫兴的。女权主义者都是些什么人呢？不刮腿毛？憎恨男人？一群嫁不出去的悲哀女人？

阿迪契1977年出生于尼日利亚，曾在尼日利亚大学学习医药学，后弃医从文，留学美国。她的第一本小说《紫色木槿》出版于2004年，出版后立刻被提名布克奖，当时她才26岁。之后，她又陆续出版了长篇小说《半轮黄日》《美国佬》以及短篇小说集《你脖子上的东西》。2010年，阿迪契入选《纽约客》评出的“二十位四十岁以下的小说家”。

在2013年那次著名的TED演讲——《我们都应该做女权主义者》中，她巧妙地借用自己在尼日利亚和在美国的一些亲身经历，批驳人们对“女权主义者”的各种认识误区和偏见，犀利地指出在职场、家庭、公共场合，女性因性别因素承受的各种不公境遇。

比如，为什么一个到一定年纪的未婚女子，我们的社会使她把她的人生当成是一个彻底失败的人生；而一个相同年纪的未婚男人，我们却认为他只是还没有玩够，还没有打算定下来？

为什么女人在一起的时候总是谈论男人，而男人在一起的时候并不会总是把话题引到谈论女人上——即便他们谈论女性，也很可能是油嘴滑舌地对她们品头论足，而不是作为生命中的创痛来谈论？

为什么我们对强大的女性有各种各样的苛求——她谦虚吗，她会微笑吗，她是否知恩图报，她有居家的一面吗——却从不以同样的标准评判强大的男性？是因为我们惯性地将权力认作是男性的，因此强大的女性是反常的？

从童年时代开始，阿迪契就是一个早慧敏感的孩子。她自称很小观察世界，就注意到这个世界并不赋予女性与男性相同的尊严与机会。她的母亲是尼日利亚第一位大学女教务长，但她仍然会悄悄嘱咐女儿把卫生巾垫拿到后院烧掉，好像月经以及它所代表的女性本身是一种耻辱。她会告诉女儿要学会做饭，因为这是她长大嫁人以后得做的事情。“我记得当时想着，学习做饭是一件好事，可以喂饱自己，但我可不想学这个只是为了将来要喂饱一个男人。哪怕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很怪。”

我问她，是不是从小就知道自己想过什么样的生活？

她说：“不，但我知道我不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我从小就不是那种梦想婚纱和婚礼的女孩。那时候人们相信小女孩应该向往的东西，我都毫无兴趣。我清楚记得，那时候小女孩会说‘我长大了想嫁给大公司的经理’，我想着的是我能做大公司的经理，为什么要嫁给一个经理？”

“我想过一种有趣的生活，过一种智识的生活，我一直想做一个知识分子，我想做一个作家和教授，我想谈论观念和想法。我有时候会梦想有个孩子，但从来没有梦想过老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