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月

对艾敬真正的采访开始于结束之后。

搭她的顺风车去地铁站，结果在北京的东三环上堵了一个半小时。夜色初初降临，微雨，长长的车流一动不动，像是凝固了。在车厢这个无法回避的空间里，不得已，她又被提问“折磨”了一个多小时。

也许是黑暗卸去了一些客气和防备，她笑着承认了那天本来的计划：与采访者喝喝咖啡，简单聊聊天，“最好就能把你打发走(笑)，让你知难而退。最后你说好吧，我给你笔答吧。”

艾敬不太愿意接受面对面的采访，对她来说，更舒服的方式是：看到问题，文字回复，连标点符号都弄得整整齐齐，没有误解。她不对这些采访抱以期待，她觉得每个采访者心中都有一个已经画好的艾敬，对她的理解和想象都已经在见面之前完成，“我说什么已经不重要了，他已经把你画完了，不会因为见了你而改变色调或者改变结构。”

大部分人心里那幅艾敬的画像是什么样子的呢?可能还是《我的1997》里那个弹着吉他的女歌手，长发在脑后松松绑着，刘海盖到眉毛上，嘴角笑容清澈，唱着“让我去那花花世界吧，给我盖上大红章”，在90年代红得一塌糊涂。

时代轰然向前，后来的艾敬在一个前途灿烂的年纪，带着某种自毁前程的决绝离开歌坛。二十多年过去，那个唱民谣的女孩已到了知天命之年，她几乎被大众遗忘了，提起她的名字，很多人的直接反应是：“艾敬是谁?”又或是“艾敬这些年去哪儿了?”

现在的艾敬是一名职业艺术家，从流行音乐转身，进入了视觉艺术的领域。她的微博认证是“艺术家艾敬”，有46000多粉丝，她喜欢发一些画画、看展和食物等生活的琐碎照片。如果不是密切关注她的人，只会觉得她销声匿迹了。

我们在北京的东五环外一个偏僻艺术区的工作室里见到了艾敬，她长发，纤瘦，眼角的细纹显出一些岁数，但气质上有种不被时间动摇的东西在。她的工作室有两层，一层是画画的地方，画架上摆着六七幅颜色鲜艳、大小不一的画作，旁边一个及腰高的台子，凌乱地摆着几百支颜料和油画棒，二层是休息区，放着书架和沙发。

她每天下午来到画室，戴上医疗用的胶皮手套开始作画，衣服上总是沾着各种颜色的颜料。多年作画给身体留下了或好或坏的痕迹，她的体力很好，右小臂有着硬邦邦的肌肉。但她喜欢用的颜料大都色彩明艳，眼睛因此早早地花了。

采访间隙，她处理画室租约的事情。这个地方已经租了10年，今年到期，她想着该换个地方了。一个地方待久了，就会变得像上班一样枯燥无聊，她觉得艺术家应该过一种游牧的生活，“10年必须换一个地方。”她说。

那句话几乎概括了她的大半生。她总是在换地方，从沈阳到北京，从北京到广州，从广州到纽约。某种程度上，她自由且任性，一直在逃离，逃离家乡，逃离体制，逃离音乐，逃离某种已经固定下来的生活。她对自己的评价是：“我总是喜欢唱反调儿。”

然而，那些看上去毫不相关的人生段落却又回环相接。她最近的新闻是刚刚在沈阳办了自己的个展“我的母亲和我的家乡”，主题是对母亲和家乡的怀念致敬，她回到了最开始想要逃离的地方。

“在《我的1997》这首歌里，我当时很大声地对全世界人唱着，17岁那年离开了家乡沈阳，因为感觉那里没有我的梦想。现在我又满怀深情地回来，这是自己完全没有预见到的。当初你离开的独立宣言和告别是那么决绝，现在你又花那么大的力气回来，年轻的时候你不知道最后会这样，你没有预见到说自己会那么渴望回来。”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