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月

詹青云的人生是一场蝴蝶效应。

如果在香港中文大学读书时没有填那张辩论队的报名表，如果面试时教练没有多问她一个问题，如果没有认识那些在智识上与她针锋相对的人，她可能不会去哈佛，不会参加《奇葩说》，不会成为律师也不会成为网红，她想象不出另一个平行世界的自己过着怎样的生活，但应该都不是现在的詹青云。

“一个微小的差别完全能改变后来所有的走向。” 她说。

辩论改变了她的世界观、朋友圈，以及此后人生的诸多选择，是令她抵达当下的那个“微小的差别”。她名字前最常被添加的标签是“哈佛女博士”和“奇葩说辩手”，在《奇葩说》里，她因与陈铭的“神仙打架”一战成名，以浩繁的阅读量和强大的思辨能力引人注目。

她的履历是典型的精英轨迹，人生看上去一帆风顺，最大的悲伤和挫折要回溯到初中时草草结束的一段恋情，学业、名气、接踵而来的机遇……蝴蝶振翅之后的一切全都超出她的预期，“我的人生一直非常非常幸运，不只是顺利，就是全都超越我自己的预期。”她说。

当然，不可避免的，飓风也会摧毁一部分生活。作为辩手，她理性、冷峻，是令对方辩友害怕的对手，但辩手之外，她是个感性而浪漫的人，爱着美好的餐具和本子，要用好看的笔写出好看的字。她以前的时间表是早上起来读一些难读的书，晚上读一些轻松的闲书，饭后练一练字，但这种生活不得不为网红这份“兼职”让路，深夜下班还要接受采访，她一边聊天，一边在笔记本上天马行空地写字，那是令她放松的方式。 

“我非常渴望早一点结束这个局面。”她说。

除了名气带来的微小困扰，总体来说，詹青云处在人生最好的阶段，没有无法回头的遗憾，也没有被生活的千头万绪捆绑。人生的图景刚刚展开，她最大的困惑是尚未找到茨威格所说的“人生使命”，她不知道自己到底该为什么而奋斗。也许是因为这种迷茫，她一直呆在象牙塔里读书，在很多年里回避找工作这件事。去年她成为一名律师，但那是她一生的使命吗？她也不确定。

“我一直觉得我没有长大，我也没有找到任何一个想起来我觉得能做一辈子的事情，或者我觉得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如果我年纪再大一些，可能我就找到了，或者我就承认了找不到。但现在处在一个你还想要做成很多事情、可是又明白人生能做成的事情是非常有限的这个阶段。”

最终，她关于理想的唯一图景还是和辩论有关，开一家茶馆，三两好友，坐着或闲谈或辩论，慢悠悠地讨论一些事情，也许成为一个沙龙，也许成为一个书院。在那些慢悠悠的日子里，“我希望我成为一个找到了自己这一生到底该为什么而奋斗的人。”她说。

以下是她的口述

原来辩论可以这么打

人感到孤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情感上的孤独，就是没人在乎你的感受，一种是智识上的孤独，就是没有人在乎你的想法。我觉得辩论至少可以解决第二种孤独。在辩论的过程当中，你的对手虽然是跟你作对的，但是为了更好地跟你作对，他也不得不听你的想法(笑)。

最早接触辩论是在初中，历史老师让大家讨论杨贵妃是不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关键因素，我一开始没怎么讲，但后来越听越生气，大部分人比较偏“是”那个立场，觉得杨贵妃是红颜祸水，我就站起来说杨贵妃就是一个小女人，要不是那个皇帝那么色，她能怎么样呢，就很生气地骂了那些男生，然后就收到了很热烈的反响，可能我说话比较有煽动性(笑)。

真正参加辩论队要到港中文念大二的时候，那个时候有进辩论队的面试嘛，让大家打一个模拟的比赛，学长学姐就坐在底下听，邱晨当时是辩论队的教练，她也坐在底下，她长得特别像小孩，我就以为她是旁听的路人。打模拟比赛的时候，我们队有一个人把所有的发言时间都说完了，我就没说上话，我心想说完了，肯定没希望，但是邱晨在结束之后又单独问我问题，我还说这小孩为什么问我问题(笑)，我就进队以后，别人告诉我说是因为教练单独问问题，觉得你很不错，我才知道邱晨是教练。

一开始打辩论全是挫败(笑)。当时我普通话说得不好，还带一点贵州口音，就被人笑话。我还记得第一场比赛，我打四辩，题目已经不记得了，当时我举了一个例子，就说女博士这个概念怎么怎么样，后来那个评委就说，四辩表现还不错，但是中间突然讲了一个姓吕的博士的故事，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当时把我气坏了(笑)。

其实我不是一个很有上进心的人，一开始参加辩论队是因为到处比赛，就可以到处旅游。那一年的状态就是一个比赛如果持续十天，我们常常第二天就已经被淘汰了，剩下的八天都在旅游(笑)。

大三去美国交换了一年，回来发现我这些朋友还在打辩论，我就去找他们玩，又打了一个比赛，当时遇到了非常厉害的对手，是台湾政治大学的刘彦理。从他身上我觉得受到了很多启发，突然觉得辩论是可以讨论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来的。

那一次是讨论辛亥革命，题目是“武昌起义在武昌这座城市爆发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偶然?”，对阵的是台湾政治大学和武汉大学，台湾政治大学的立场是偶然，武汉大学是必然。

整个前半场双方就是正常地打辩论赛，拼历史知识，武大说武汉思想很新、有新军队、经济发达等等，爆发革命是必然，然后对方说思想新、有军队、经济发达的地方还有很多啊，为什么偏偏是武昌呢?就是偶然嘛。刘彦理最后站起来，他说，其实我们都不是历史学者，我们都只是普通的大学生，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都一定有必然的成分跟偶然因素，所以没有必要这样去讨论。我们讨论这道题目最重要的意义是，把这样的一个历史事件当做必然或偶然，对于我们将来的人生选择有什么样的影响，如果你把所有的改变都看作是历史的必然的话，就没有人会为改变而奋斗，历史虽然给人机会，这个机会也是非常容易错过的，如果当时不是有那样一批人抓住了这个机会，可能这个民族就要再等很多很多年。哇，我当时就觉得特别地感动，原来辩论可以这么打，从此以后就有一些态度上的转变。

后来我自己很认真打辩论的那几年，我们成绩都还挺不错的，有那么一两年总是在拿冠军，有一段时间整个人会比较觉得不满足于平平淡淡的打辩论，就是会想要走一些新奇的路，然后都没有成功(笑)。

因为辩论，我后来很多非常重要的选择也全都改变了。我刚刚去香港的时候是学经济嘛，是走一条比现在更俗的路，这是一个非常香港的选择。但是我后来在辩论队有趣的事情做得多了以后，就没有办法忍受无聊的事情，所以我就转去学政治。然后我在辩论队朋友的推荐下，去考法学院的考试，如果我不是因为有辩论队的逻辑训练，我也不觉得我能那么快就能考到那个考试。

包括《奇葩说》，如果没有《奇葩说》的话，我会失去我现在生活的一半，就是我在网络上的身份，和我以那个身份做的所有的事情。比如我在微博上组织了一个读书会，还有一个知识小站，就是大家讨论一些法律问题，给不太有法律知识的人一点帮助，这个是参加这个节目给我的很好的东西，其实我本人并没有做什么，但是这个名气能够帮助我聚集别人来做事情。

参加《奇葩说》是邱晨邀请庞颖和我去，她就说你们俩来玩儿吧(笑)，然后我说不去不去，她说锤死你啊(笑)。因为我当时刚好毕业，有好几个月无事可做，我预想我应该会很快就被淘汰，当时还想着去非洲旅游什么的，也没有想到会走到那么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