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家琪

研究康德的人和出版的书已经到了不计其数的地步，但据我所知，就国内的情况而言，研究康德教育学思想的人并不多，甚至可以说少到不为人所知的地步。我问了我的几位博士生，他们都不知道康德有这方面的著作。我当然也不知道。查阅康德一生的学术经历，比如看曼弗雷德 ·库恩所著的《康德传》（北京世纪文景文化出版公司二○○八年版），可知康德曾拒绝过埃尔兰根和耶拿大学的聘书，就专门待在哥尼斯堡等着逻辑与形而上学正教授的位置，而在此之前，他已经拒绝了诗学和数学的教授职位（这是两个多么风马牛不相及而实际上又很近似的领域！）。一七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康德终于被任命为哥尼斯堡大学的逻辑与形而上学教授，他的就职论文是《论感性世界与理智世界的形式与原则》，目的是重建 “不掺杂任何感性事物的真正形而上学 ”。请注意，真正形而上学的问题，或者说，区分感性世界与理智世界的形式与原则问题，也就是柏拉图式的区分事物的本体与现象的问题，这对于如何哲学地思考教育学来说，实在是一种至为重要的思维训练。注重思维的形式规则，或者说把 “想什么 ”与“怎么想 ”区分开来，其实也就涉及了就思维形式而言的何谓 “纯粹 ”的问题。然后，一七七六年、一七七七年他发表了关于 “德绍的泛爱教育 ”的评论，一八○三年出版《论教育》。

一七七六年的下学期，康德担任哲学系主任。在哥尼斯堡大学，哲学系的主任是由正教授轮流担任的，而且，正教授还必须轮流讲授 “实用教育学 ”（我个人觉得这是一项很好的规定，不懂教育学，没有自己的教育理念，何以教人？何以在教育中相互尊重人格独立，磨合不同方向的互助？）。于是，康德就开始讲授他的 “实用教育学 ”，采用的是当时并不太为人所接受的巴泽多（J.B.Basedow）的《方法手册》。巴泽多强调的是教育的实用性，或者理解为教育常识学。他一七七四年在德绍创办了一所很前卫的学校，叫“泛爱学校 ”，想把学生们教育成 “博爱主义者 ”，而且重视体育，不断安排学生外出踏青，主张在游戏中提高兴趣，反对死记硬背，给学生更多的休息时间，注意全面发展，使学生成为 “有用 ”的人等等。所有这一切对我们今天的幼儿园、中小学来说，都是极好的样板，但与康德的教育理念却并不完全吻合。这种不吻合不是方法上的（他在方法上完全支持 “泛爱教育 ”），而是理念上的，因为他对 “有用 ”有着另外一套更不为人所接受的形而上学的理解。所以，一七八○年，当又轮到他讲授实用教育学时，他就改用了他的同事腓特烈 ·博克的教材：《教育艺术教程：适用于基督教家庭与有志成为青年教师者》。从这本教材的题目就可以看出，它似乎更接近于康德的教育理念。但在他的课堂上，他依然高度赞美巴泽多的教育方法，而且通过自己的文章和劝告，让更多的人送自己的孩子去 “泛爱学校 ”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