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在手术前接受心肺方面的训练

摄影/刘有志

体重540斤

黄佳鑫站起来的一瞬间，我使劲咽下去了自己的吃惊。之前，他一直坐在沙发上，当重量都堆在沙发上时，你只知道他体重很大，身体很圆，却对这种“大”不会有更多的想象和描绘。然而当他站起来时，这些堆成小山一样的脂肪一下子立体地跳到了你的眼前。那件袍子一样肥大的蓝色短袖沿着他的体重滑到小腿上，那里壮得像一只大肘子，倘若丈量起来，比一个小学生的腰围差不到哪里去。胀起的肚子遮挡住了他的脚尖，后背却鼓出了两个小山包，皮肤像是撑不住这两团脂肪，犹如两个松了气的气球垂在身上。这已经是做了减重手术，瘦了200多斤后的黄佳鑫——医生切掉了他80%的胃，他的脸也因此从一层又一层的褶皱中释放了出来，有了相对清晰的弧度。即使如此，他的体重仍在300斤左右。

黄佳鑫比想象中要开朗一些，你问一句，他答一句，讲起因为体重所闹出的各种啼笑皆非的事情，他都已经足够讲得自如，偶尔还跟着他父母的回忆乐上一下。比如去卫生间踩裂了瓷砖；在医院门口摔倒，甚至动用了消防车，最后还是靠十几个人才将他抬起来。体重不再是这个家庭避讳的字眼，带有夏日炙热气息的武汉话在房间里流淌开来，家里的八哥鸟偶尔跟着插上几句嘴，你能够感受到这个家庭的明亮。但倘若将时间往前推上两年，这里则是一个全然不同的模样——黄佳鑫反锁着门，母亲敲了一遍又一遍，儿子的头发已经长到了耳朵，必须要去剪了，屋里没有人应声；电脑前的黄佳鑫，脚边全是食品包装袋和饮料瓶子，1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更显促狭了，却是他唯一可以躲避的地方。“我宁愿死。”黄佳鑫拒绝父母的出门要求。

当时，身高1.69米的黄佳鑫，体重已经到了500多斤，根据医院的诊断，黄佳鑫的BMI（体重指数）为92.8kg/㎡。一个数据可以做个类比：中国成人体重超重和肥胖症预防控制指南中的参照值是，体重指数大于等于24kg/㎡属于体重超重，大于等于28kg/㎡属于肥胖，大于35kg/㎡则为重度肥胖。黄佳鑫屁股下的椅子是家里他唯一能坐的地方，他坐塌了一次后，父亲将椅子的所有连接处用铁片重新加固了一下。即便如此，椅子再次摇摇晃晃。

做了减重手术后的黄佳鑫

黄佳鑫不出门一方面是由于外人的眼光，7岁那年学游泳，其他小孩都扑通通地直接跳进水里，他却要在两只胳膊和腰上绑三个轮胎，因为教练怕他沉下去，结果发现体重大的人反而在水里更容易浮起来。15岁那年，两辆自行车在他身边撞在一起，车主一番争吵后发现两个人都是因为看黄佳鑫而没注意对方。另一个原因是，他行动起来越来越困难了，理发店距离家门口只有50多米，他家住在三楼，走到楼下他就喘到脸色发白，膝关节也疼。黄佳鑫已经习惯了这种笨重和不适，小学人家上体育课，跑步打球跳操，他只能在一边搬搬器材、捡捡球；学校里的楼梯，同学爬到了五楼，他才刚到一楼。黄佳鑫和家人将一切不便都归结为肥胖——肥胖使他不爱动。没有人意识到，肥胖引发的并发症已经开始吞噬他的生活。

黄佳鑫父母都不胖，父亲只有120多斤，母亲生他前据说也很苗条。黄佳鑫出生于1990年，从小在汉江边上长大，因为是儿孙辈仅有的男娃，他很得双方老人的宠溺。黄佳鑫喜欢吃卤肉、卤猪蹄、卤内脏，长辈们就会卤一锅给他，这批在物质缺乏之下成长的一代人，长于将对儿孙辈的关爱与丰富的吃食联系起来，他们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小孩能吃是好事。”在这样的观念下长大的黄佳鑫，6岁饭量就超过了父亲，一顿能吃5碗米饭；7岁时他体重达到135斤；16岁则有300多斤。母亲带他去体检查肥胖的原因，做肾上腺CT扫描，射线根本穿不透脂肪；做核磁共振，他刚进去头肩膀位置就被卡住了。

比黄佳鑫小了4岁的冯阳对食物有着另一种依恋。2006年对于12岁的冯阳来说是人生面临的第一次改变，她有了个弟弟。在弟弟出生前，内心惶惶的她曾向母亲求证是否能够平等地爱她和弟弟两个人，“不是四六，也不是三七，而要平等”。母亲给了她肯定的回答。然而弟弟一出生，冯阳就被送去住校，学校距离她家只有不到10分钟的路程，父母给予的解释是，父亲在外地工作，母亲一个人带不了两个孩子。从那时开始，冯阳一个月只能见到三次母亲。“弟弟被爷爷奶奶宠坏了，一旦要求不满足就哭，我妈什么都不说会先骂我一顿。”冯阳告诉本刊，她觉得委屈、失落，甚至遭受了欺骗，“我一个人享受了10年的母爱，就这样送给另外一个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