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庆西

清人徐釚《词苑谈丛》叙说词之体制，有这样一段话：

李氏、晏氏父子，耆卿，子野，美成，少游，易安，至矣，词之正宗也。......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词调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大抵词体以婉约为正，故东坡称少游为今之词手，后山评东坡如教坊雷大使舞，虽极天下之功，要非本色。（卷一，第八十条）中华书局校笺本标注此条出自《弇州山人词评》，但“词体大略有二 ”以下数语，实为明人张綖

《诗余图谱》凡例附识所云。词分婉约、豪放之说，应系张首创。张綖生活在正德至嘉靖前期，早王世贞三四十年，二人大概素无交集。但看王氏论词之正宗与变体，与张綖门派之说亦相契合。其谓：“词须宛转绵丽，浅至儇俏挟春月烟花，于闺檐内奏之。一语之艳令人魂绝，一字之工令人色飞，乃为贵耳。至于慷慨磊落，纵横豪爽，抑亦其次。不作可耳，作则宁为大雅罪人，勿儒冠而戎服也。”（《艺苑卮言》附录一，见《弇州四部稿》卷一五二）

徐氏剪辑王世贞、张綖，缀合于一处，明显给出了这样一种关联：词之正体与变体，亦即婉约、豪放之分野。早先李清照作《词论》，指出填词不像作诗，是否 “协音律 ”，是否 “可歌 ”，首先是一条标准。所谓词 “别是一家 ”，是以词的音乐性设置技术门槛，于诗文之外自立门户，其中已隐含正体与变体之说。王世贞举为正宗的词家，李璟李煜父子、晏殊晏几道父子，柳永、张先、周邦彦、秦观、李清照那些人，亦确是通晓音律的作手。所以，后来人们观念中就形成一道互为关联的流别之链：

协音律 /不协音律 —正体 /变体 —婉约 /豪放。

曾经，这也是一道鄙视链。

词之一体，原本配合音乐所作，故有倚声填词之说。文人词之前必定有过 “里巷俗曲 ”的阶段，至后蜀赵崇祚编纂《花间集》，早期文人词基本上还是歌咏风月情事的当筵曲子。当然，那些应歌之作或亦不乏感世伤时之笔，也多少注入了某些文人意识与寄托。照王国维的说法，“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 ”（《人间词话》）。从李煜开始的变革，逐渐改变了词的命运，意味着这种文字终究要走向自立，也就是从附庸音乐回归抒发性情的文学路径。

按李清照谨守音律的观点，词还只是配乐文字，户籍不在诗的体制内。事实上，自五代、北宋以降，词之一体虽未能摆脱音乐而存在，却已是成熟的文学体裁，其情感表达和修辞手段完全不逊于同时期的格律诗。易安居士的《词论》以音律原则挑剔词坛诸公，难免有些强词夺理。胡仔说：“易安历评诸公歌词，皆摘其短，无一免者。此论未公，吾不凭也。其意盖自谓能擅其长，以乐府名家者。”（《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其实，那个 “别是一家 ”的说法本身有些头绪杂乱，如谓柳永 “词语尘下 ”，张先、宋祁等词章 “破碎”，晏殊 “苦无铺叙 ”，贺铸 “苦少典重 ”，秦观 “专主情致而少故实 ” ……这些指摘只是涉及词的修辞、结体和叙事性等。不过，话头扯回来还是拿音律说事儿，讥诮晏殊、欧阳修、苏轼一班大佬以诗为词，而“不可歌矣 ”，即所谓 “句读不葺之诗尔 ”。这一招厉害，偏让 “士大夫之词 ”迟迟不入正册。

苏轼不谙音律大概是事实。《苕溪渔隐丛话》引苏公门下晁补之言：“东坡词，人谓多不谐音律。”（后集卷三十三）又引陈正敏《遯斋闲览》云：“苏子瞻尝自言平生有三不如人，谓着棋、饮酒、唱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