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谢迪）

一部音乐作品的可听性与可思性究竟能否共冶一炉是乐评与乐迷乐此不疲的话题。俄罗斯作曲家柴科夫斯基在中国的“遭遇”便颇具典型意义：他虽然是学界权威公认的“俄罗斯音乐的得道高僧”（丰子恺语），但又无法摆脱自己在不少资深乐迷心中形成的“原罪”——他们认为过于动听的旋律会降低作品的思想内涵。庆幸的是这种“傲慢与偏见”并没有妨碍老柴与另一位俄罗斯文学巨匠陀思妥耶夫斯基共同支撑起各自领域伟大的悲剧艺术成就。

柴科夫斯基的第一至第三交响曲同样被类似的困惑所笼罩着。人们通常习惯依据他的创作脉络或者他在创作期间分别呈现出来的不同记谱风格来对他的交响曲进行划分。作为乐迷显然更倾向于按照作品本身的发展轨迹来欣赏一位作曲家的音乐。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哪种方法都不可能把前、后两组交响曲蛮横的隔离，它们一定是有机的整体。与他的晚期交响曲相比，前三部至今都没有得到指挥家们世世代代的热衷推荐，包括富特文格勒在内的不少指挥巨匠甚至终生都未录制过这些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