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菲认为，他们只能起来彻底地反对体制本身，其后果很可能是一场民粹主义运动。所以，民粹主义运动所带来的表象往往是政治的极化（polarization），即国内出现两种或多个极端的政治派别，互相之间是一种你死我活的斗争关系，都声称自己才代表“真正的人民”。这种斗争的结果经常是一方完全压倒另一方，出现上述占领国家、压制社会的现象。这种敌对的政治斗争显然不是墨菲或穆勒所期待的政治多元，它在本质上和卡尔·施密特所说的敌我斗争一致。不

勒认为民粹主义是现代社会代议制民主的“永恒的影子”，这句话让人想起阿伦特(Hannah Arendt)对极权主义的分析和描述。现代民主承诺让人民自己统治自己，但一个无法解决的悖论恰恰在于，人民可能永远无法达到真正的“自己统治自己”的状态，永远存在“部分代替整体”的现象，永远存在替人民说话的人（即代表者）自己反对人民的可能，因此“人民统治的危机”永远内置于现代社会的场景之中，从而给民粹主义以可乘之机。民粹主义运动—在这个意义上极权主义同样适用—的危险就在于，它假装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民统治自己”是可以实现的，当然前提是必须得听从它对人民的意志的解释

第三是对民间和社会力量的高压钳制，因为真正的人民既然已经有人代表，那么任何不同的声音都必然是人民的对立面，都应该除之而后快。有意思的是，穆勒还指出，民粹主义政党的内部结构通常都是高度集权的，原因也正是因为“真正的人民”只能允许一个声音，即便是在党内，任何杂音都可能破坏这种单一性。荷兰的新自由党（PVV）在这方面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其党首海尔特·维尔德斯(GeertWilders)控制着党内的一切，以至于该党在法律上其实只有两个成员，维尔德斯和一个以他自己为唯一成员的基金会，新自由党在荷兰议会中的其他成员都只是该党的代理人而已。

第一是“占领”国家，即将重要的权力机关和影响力机构—如政府部门、议会、法院、媒体等—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而且，他们并非是从暴政的视角外在地施加这些控制，而是光明正大地以“真正的人民”的名义做这些事，好像如果不这样做，国家机器马上就会被人民的敌人利用。第二是大规模的庇护主义利益交换，用物质或非物质的利益换取民众的利益支持，这一点当然并非民粹主义独有，民主政治中多数政党都会这样做，但民粹主义为其加上了强大的道德力量，不用再遮遮掩掩。

勒指出，民粹主义所持的“真正的人民的代表”的立场其实是一种纯粹道德主义的声称，无法也无须从经验上得到验证。通常而言，选举是民主政治用来验证某种政治主张是否符合民意的工具，尽管这种工具并不一定理想。但民粹主义的特点在于，即便在选举中失败，民粹主义者也可以说真正的民意实际上遭到某些邪恶精英、外国代理人、叛徒等等的压制。

穆勒指出，民粹主义所持的“真正的人民的代表”的立场其实是一种纯粹道德主义的声称，无法也无须从经验上得到验证。

当我们在公民政治生活的层面讨论民主和民粹时，一个无法回避的理论预设是：个人不仅仅是个人，而且是超出个人之上的共同体的成员。只有在共同体成员的意义上，我们才谈得上个人参与政治的义务以及与此相关的公共美德，从而讨论政治参与的质量也才有意义。

穆勒认为民粹主义是现代社会代议制民主的“永恒的影子”，这句话让人想起阿伦特(Hannah Arendt)对极权主义的分析和描述。现代民主承诺让人民自己统治自己，但一个无法解决的悖论恰恰在于，人民可能永远无法达到真正的“自己统治自己”的状态，永远存在“部分代替整体”的现象，永远存在替人民说话的人（即代表者）自己反对人民的可能，因此“人民统治的危机”永远内置于现代社会的场景之中，从而给民粹主义以可乘之机。民粹主义运动—在这个意义上极权主义同样适用—的危险就在于，它假装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民统治自己”是可以实现的，当然前提是必须得听从它对人民的意志的解释。

穆勒为民粹主义所做的定义听上去并没有那么复杂，其核心就是反多元主义(anti-pluralism)，而与之相反，民主政治则是容纳多元主义，或其本身就是多元主义的。

在代议制民主中，政治代表所做出的代表性声称—如我们的国家应该向何处去、应该实行什么样的政策措施等等—都只是假设，它们可以被选举结果以经验的方式验证，也就是说它们承认别人都可以做出不同形式的代表性声称。而民粹主义者则声称代表“真正的人民”，这一声称无法从经验上验证，因而也就排斥了其他一切不同形式的代表性声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