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伟

我不认识辛丰年。为探知他，专门向严锋要照片，因为，上海音乐出版社刚出的文集上竟没有他一张照片。其实，网上本是可以搜到的，他和赵丽雅的合影，网上也有。从照片看，是个耿介、执著、执拗的老人。

我想，同是爱乐人，辛先生应该与胡亚东的年龄相仿。查了一下，比胡先生还长几岁。两位先生喜欢音乐的范围相近。记得我们常说，胡先生听的是“老三篇”。所谓“老三篇”，指以贝多芬为主，然后是莫扎特、勃拉姆斯，当然还要加上舒伯特、舒曼等。辛先生是把勃拉姆斯换为德沃夏克，他也喜欢舒伯特，却不喜欢舒曼，换上德彪西。这两位，年龄相仿，家庭出生相仿，走的却是不一样的路。胡先生读清华，与同学拉弦乐四重奏时，辛先生参加革命了，从戎打天下。胡先生去苏联留学，辛先生在部队，成了个文职少校。胡先生回国后成了专家，辛先生在部队却一直不得志，“文革”中甚至被打成“反革命”，开除党籍军籍，遣送回老家改造。“文革”结束，辛先生平反了，却被要求在老家退休。胡先生则先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后成为中科院化学所所长，因此有机会从国外带回大量唱片。辛先生却一直在他老家南通，靠收录机录上海调频广播里的音乐。两人的爱乐方式截然不同。因此，照片上的胡先生，总是掩饰不住温暖的笑意；辛先生则严肃而鲜有笑容。胡先生退休后，除了参与社会活动，还喜欢摄影、收藏矿石。辛先生则应该是孤僻的，读到最接近他的严晓星的文章，说他杜门谢客，只与自己熟悉的人来往，我就觉得，与照片上的他、文字中的他对上了号。

他在《读书》杂志开专栏始于一九八九年，结束于一九九七年，专栏名叫“门外读乐”。八十年代中后期，沈昌文掌舵的《读书》，在继续团聚金克木、冯亦代、王蒙、黄裳这些老人的基础上，多了很多当时的新锐学者。那是《读书》服务日最热闹的时期，那时的《读书》上，经常会发一两篇讨论音乐的重要文章。我记忆深刻的，有张旭东写瓦格纳的。张旭东那时就是青年新锐。

辛丰年是老人，在当时《读书》作者中却算新人，负责他专栏的编辑是赵丽雅。那时《读书》在北京朝内大街一六六号，我描述过那氛围—早上很早去，楼道里没人，已经有浓浓的煮咖啡的香味了。沈昌文是以办公室为家的。中午，沈先生就带着访客们，骑自行车吃饭去了。他带我们去的都是好吃的小饭铺。他说他的工作，就是找人吃吃喝喝。那时沈先生手下有四员女将：吴彬、杨丽华、赵丽雅、贾宝兰。是赵丽雅告诉我辛丰年在南通的。她那时联系了一批老人，张中行就是她带我去见的。赵丽雅后来离开《读书》，到中国社科院做学问，就变成了“扬之水”，辛丰年的专栏也就停了。

在《读书》开专栏前，辛丰年其实已经在三联书店出版了他一本书《乐迷闲话》。这本书的编辑是董秀玉。从严晓星的文章中了解到，此书是老友章品镇鼓励他写的，送到一家出版社遭退稿后，到了三联遇到董秀玉，才出了书。董秀玉让他把原拟的笔名“辛封泥”（交响曲Symphony的音译）改为“辛丰年”，推荐他在《读书》开专栏。他在《读书》的专栏文章，一九九五年编成了他第二本书《如是我闻》。书是在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的，编辑是赵丽雅，吴彬请吴祖强写的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