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王凌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活跃着好多个“小团伙”。他们大多起自民间，又与政府有着种种联系。其中，最有名的一个就是“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又名“发展组”）了。我也勉强算是这个小组的成员。

我曾经说过，写发展组的历史很难，更不用说写它的“全史”了，这是我所不取的。我已经斗胆写过一篇，外间的评价还算不错，但内里的问题，只有自己心知肚明。因此这些回忆可以说是一孔之见，错误和疏漏在所难免。现在阴差阳错有了第二篇，也只好一边说着“告罪，告罪”，一边撂下笔来。

在一九八二年秋天，“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发起了一次全组调查，地点是江西吉安。这在发展组，已经是第二次了（也是最后一次），参加人数较多。第一次全组调查是一九八一年夏，在安徽滁县。因为很多同学还没毕业，参加人数较少。那次调查的目标是包产到户改革及其成效，那是一次很成功的调查。多年以后，发展组获得了一个经济学大奖，原因就是它对“包产到户”改革的特殊贡献。

关于一九八二年江西调查的目标，据何维凌遗作，是为了找一个典型地区探索一种成功的发展模式。从这种角度看，此次调查可以说是不成功的。不过在我的记忆里，调查的目标是探索包产到户“改革以后”的发展目标。就此而言，它却是成功的（所以后来有了改革“第二步”的说法）。

当然，我可能也说得不对。第一，人都可能有记忆错误。第二，我了解的情况不够多，人不免有地位限制，在发展组，我顶多是一个“客卿”罢了。应该说，很多事情并不知晓。

在调查的预备期间，我曾在小组会议上介绍了自己关于清代政府政策的文章。在调查开始以后，我又负责一个小组：历史组。人数很少，只有一两个人（后来还跑了一个，我们都是所谓“通信组员”；以后我还负责发展组的经济史科研任务，如“六五”重点课题等，副组长王小强领衔）。我去过的地方，有吉安、赣州、福州、南昌等。调查后期，各种消息纷至沓来，人们就“各奔东西”了。

我只拿出了很短的一篇文章，自己也不太满意。我在那里面写道：

“江西经济从宋代开始有较大的发展，当时耕地达到五千余万亩，明清以来略有下降，至今只有四千二百余万亩。与中国多数省区不同的是，江西耕地经过航测等现代方法测量，与实数出入很小。因为山区的过度开发，曾造成对环境的一定破坏。所以要想继续在开辟土地上做文章，实在已无多大可能。长期以来在这些土地上，精耕细作，集约经营，施用肥料以培育地力，使用陂塘以进行灌溉，稻谷两季种植，一年可获三收，农业耕作已达到很高的水平。为了进一步发展生产，也曾推广多种生产经营。例如，在地处赣江中游的吉安地区，经济以稻产为主，自食有余，可大量进入长江水运，销往各省。粮产以外，其他作物如麻、棉、蔗、芋、茶、油、蔬、果、药材等种植，竹、木等山林出产，棉麻纺织、染色、造纸、编席、制油（茶油、薄荷油、樟脑油）等手工业，以及家畜家禽的畜养等，在清代都曾获得程度不等的发展。但是，吉安各县有棉而质不佳，有麻不及袁州，有蔗不及闽、广，正如‘地饶竹箭金漆铜锡，然仅仅物之所有取之，不足更费’所表明的，各种经济作物虽有所发展，但生产既分散，也未能形成什么新的优势。”（《江西农业历史述略》，打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