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跃

前不久，我收到今井骏先生的儿子今井就稔的邮件，信上说他父亲五月二十五日去世了，“我要向您表示谢意，父亲生前多承您的帮助”。其实去年山本真教授来川大开会，已告知我今井先生病情严重，因此接到先生逝世的消息并不感到意外。我默默看着他儿子的信，与先生交往的点点滴滴涌上心头。今井骏先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曾在北京师范大学进修和访学，认识我的老师龚书铎、王林先生。由于有他们的介绍，先生每次来四川我不仅要给他联系住宿，有时也陪他去档案馆和图书馆。对每个人来说，无论做学问还是做事，都与其个人的心理状态、精神状态密切联系。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正过着最困恼的光阴，平时只是读点闲书、弈棋遣闷。因此与其说我帮助了先生，不如说先生无意中对我产生了一些积极的影响，这对我以后学习和工作都有助益。

今井骏是日本静冈大学人文学部教授，中国现代史专家。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不会是为了补苴罅漏而做文章的学者，在四十年的研究生涯里，他主要出版了两部著作，一部是《中国革命和对日抗战》，一部是《四川省与近代中国》，两本书问世之后都获得了日本学界的高度评价，正应了戴敦之言“这不是一天忙成的产物，乃是聪明濡缓所熟透的果实”。今井先生一生研究中国，但中国人和中国学界对他的学与人了解可能都不太多。我现在愿把我所知道的写出来，就算是对这位一生思考中国问题、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的纪念吧。

一 以困惑作为起点的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研究

每一个时代的史学都有其自身的特质和个性，历史给历史学家想象与阐释的空间，历史学家赋予历史个性化的特质。从某种意义上说，今井先生的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研究既反映了他个人的性格，又反映了“二战”后日本史学的发展变化，透过他的研究我们或可了解那个时代日本中国学学者史学观念和史学发展变迁的一些痕迹。沟口雄三教授曾以“二战”为界,把日本的中国学学者分为两代人。今井先生属于“二战”之后慢慢成长起来的一代中国学学者，这一代中国学学者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一直满怀憧憬地看待中国，赞扬中国的新生事物。如一九五五年日本学者桑原武夫曾访问了苏联和中国，他见到了新中国的急剧变化。他说新中国最打动我们的一点是它的道德性，也许可称之为社会主义道德国家。我经常想起战争期间日本哲学家倡导的“道德能量”一词。也许我们可以讽刺性地说，苏联人吃冰淇淋时，中国人用冰棍凑合，这也表现出中国用道德来弥补生产力低下的情形。正如沟口雄三指出的，“在近代化方面一片空白、本应是落后的中国反而将其空白化为动力，自力更生地实现了世界史上史无前例的全新的第三种‘王道’式的近代—这一新鲜的感动构成了战后中国观的基础”（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11页）。正是在道德和想象层面，对中国革命的向往浸润了这一群体。人们在欢呼新中国诞生的同时，也开始研究中国问题、介绍中国的革命，基本上是以肯定的态度来理解中国革命的过程和成功。当时许多学者是站在谢罪的立场上进行中国的研究，在这批研究者中，竹内好无疑是其代表人物。在憧憬中国的同时，竹内对日本的近代侵略政策做了全面的反省、批判，并从根本上否定了位于亚洲的日本近代的先进性和优越性，甚至认为“日本什么都不是”。竹内的观点在日本的学者中引起强烈的共鸣。与此相反，新中国却被认为正在“超越欧洲，创造出非欧洲的东西——在新中国诞生并不断朝着社会主义深化革命的情况下，这一崭新的中国形象作为新中国的现实而无条件地被我们接受了。也就是说，这一中国形象作为一种先验性的观念或多或少已经存在于我们战后的中国观以及中国认识之中”。并说，“然而，毋庸赘言，一般来说，一个全面否定或者全面肯定自己的历史、无法将自身相对化的人，也不可能客观地、相对地看待他者”（《作为方法的中国》，8页）。确实，从文学领域转入历史学的竹内在看近代中国革命与历史的发展关系的时候，没有很深的历史感，看得比较简单，比较原理性，而忽略了它跟历史实际发生关系时所呈现出来的复杂性。

今井先生学生时代是激进的左派，曾参加反对追随美国的日本政府，抗议《安保条约》的活动，热爱新中国的情绪使他选择了中国历史的研究。他最初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受到竹内“中国观”的影响和引领。当年发生在中国的“大跃进”曾受到日本学者们的积极评价，正如加加美光行教授在谈到“大跃进”时期自己的心路历程时说的，“当时中国用土法炼钢，不用洋法，不跟美国走，我感到很羡慕、很崇拜”。但今井先生对“大跃进”的浮夸风还是深感不解，因此开始思考其与毛泽东本人思想的关系。随后发生的“文革”破坏历史文化遗产、批判知识分子等种种事件加深了他的困惑。这种困惑、怀疑和质疑的态度成为他重新思考和审视中国革命的起点。他希望重新思考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中国近代历史的过程，并以抗日战争时期的民族统一战线作为考察对象。而影响和支配他这一选择的，正是对竹内好的“中国观”的不满和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