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垚

耶鲁大学教授布鲁斯·阿克曼在三卷本《我们人民》的后两卷中，将南北战争、罗斯福新政、民权运动视为美国建国之后的三大宪政转型时刻。南北战争连同随后通过的三条宪法修正案，解决了立宪时遗留的奴隶制问题以及联邦与州之间的主权归属之争，并且（尤其是第十四修正案）为司法审查在未来发挥更大作用埋下了伏笔；罗斯福新政打破了政府不应干预经济生活的迷思，其在社会保障、劳资关系、基础建设等各方面的举措迄今仍在塑造着美国政治经济的面貌；民权运动不但促成了种族隔离在法律上的废除，更深刻地改变了美国的社会文化规范，令以往大行其道的歧视言论与观念逐渐遭到主流舆论唾弃（尽管特朗普的上台再次显示出种族主义的根深蒂固）。

种族问题是贯穿整个美国政治史的根本线索之一，其影响在几次宪政转型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南北战争及民权运动的种族背景毋庸赘言；新政的主题是经济与社会福利，种族因素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很容易遭到忽视。然而这种忽视，恰恰是美国主流政治叙事对自身种族主义罪恶持续遮蔽的后果。

因为反对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政策而流亡美国的意大利作家费雷罗（Leo Ferrero），一九三三年在美国南部调研时感慨道：“我在这里总是因为黑人问题而和别人激烈争吵。南部对待黑人的态度真是完全疯狂—这里没有任何[白]人对黑人遭受的苦难有哪怕一丁点儿的理解。多么贫瘠的想象力啊！几乎没有一个[南方白]人意识到政治自由与法律权利的重要性。每个[南方白]人都眷恋着[对黑人的]暴政与私刑。”黑人社会学家、民权运动先驱杜波伊斯（W.E.B.Du Bois）也在一九三五年写道：“美国黑人面临的情况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危急—一八三○年[废奴主义兴起时]没有，一八六一年[内战爆发时]没有，一八六七年[南方重建启动时]也没有。黑人对最基本的正义的诉求，从没有像今天这样被人置若罔闻。我们中间有四分之三的人被剥夺了投票权，可是没有哪位撰文论述民主改革的作者对黑人问题说过哪怕一个字。”

这便是整个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种族政治的大环境，也是罗斯福新政出台前后的时代背景。这是一个种族隔离制度在南部十七个州依法实施（并被威尔逊引入联邦政府内部）、全国公众对此习以为常的时代，是一个白人暴民可以肆无忌惮地对少数族裔动用“私刑”（lynching，包括绞死、砍头、火烧、鞭打、阉割等形式）的时代，也是一个“南部阵营”（the Southern Bloc，亦称Solid South）在民主党内以及国会中掌握着不成比例的政治权势的时代。不理解这个时代特殊的种族背景，就无法理解罗斯福新政的许多具体措施，及其对美国种族状况持续至今的深远影响。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学家罗伯特·利伯曼的《挪动肤色分界线》（Lieberman,1998），以及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埃拉·卡茨内尔森的《当平权行动只惠及白人时》（Katznelson,2005），正是理解新政与种族之间关系及其后果的必读之作。

美国政治中的所谓“南部”，并不是指地理意义上的整个美国南方，而是从东南沿海到中南部的十来个州，其具体范围在不同时代有所变动。从一八七七年“南方重建”失败，到一九六四年《民权法案》通过，其间的将近一百年中，内战时“南方邦联”（Confederacy）的十一个加盟州（南卡、密西西比、佛罗里达、阿拉巴马、佐治亚、路易斯安那、得克萨斯、弗吉尼亚、阿肯色、田纳西、北卡），以及周边的六七个州，从州立法机构、各级地方公职到国会席位基本被民主党把持；而这些南方民主党人掌权后，一方面推行吉姆克罗法与种族隔离制度、采用各种手段剥夺黑人及其他少数族裔的投票权，另一方面在参选资格上刁难共和党，逼得后者撤走这些州里的基层组织，造成事实上的一党制。到了二十世纪初，立法强制执行种族隔离的州数量稳定在十七个，它们在联邦政治中共同进退，结成了牢不可破的“南部阵营”；当时全国大约四分之三的黑人，都居住在这些南部州。

“南部阵营”无论从经济上还是人口上，与其他区域相比都处于劣势。然而宪法以及国会章程的设置，令该阵营的政治力量得到不成比例的放大。各州不论大小，在参议院中一律拥有两个席位，这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工业化程度较高、人口较稠密的东北部及西部的政治力量。同时，参议院里的“阻挠议事”制度，意味着只要一个阵营拉到三分之一的票数，就可以阻挠任何议案的通过，大大提高了少数派讨价还价的能力，而南部阵营恰好达到这个票数，整个二十世纪上半叶多次利用阻挠议事制度令国会无法制定“反私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