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伟然

实在是难以想象，当年山大校长徐士瑚向新政权提交辞呈，是哪些考量支撑他做出了这一决定。

徐士瑚（一九○七至二○○二）是山西五台县人，一九二五年考入北京清华学堂。一九三一年毕业后留学英、德，一九三六年归国受聘于山西大学英文系。抗战军兴后山大奉命解散，他多方奔走，终于在一九三九年在陕西三原县主持山大复校。此后他长期实际主持校务。到北平解放后，一九四九年五月山大奉令迁返太原，这位年仅四十二岁的校长功成身退，向太原市军管会主任递交辞呈。此后任北方交通大学编译馆英文组主任，一直工作到一九八八年安然退休。

从一九三九年复校，到一九四九年请辞，正好是这位校长人生中一段黄金年龄，任何人都不难想见他与山大之间的感情。按说，进入新社会了，多少人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争当积极分子。他作为山大的有功之人，正如答复辞呈的公函中文绉绉地写的：“并垣解放，三晋高等教育事业，还赖先生宏谟擘划，发挥创造力。”而他，居然“以体弱脑衰恳辞”。尽管后文称“诚令人不胜怅惘之感”，但读下来总感觉字里行间有一种正中下怀的故作客气在。试想，批准公函距辞呈递交刚刚三天，这是何等的办事效率。若非早已安排停当，可得乎？

读史经常给人以一种莫名其妙的自大感，因为时不时地可以当一回事后诸葛亮。现在回过头看，徐士瑚先生无疑是一个罕见的大智之人。可是一九四三年他率学生回到克难坡（当时山西省政府所在地）时，阎锡山大骂他是一个“不懂政治的书呆子”（徐璞：《我的父亲徐士瑚教授》，载《文史月刊》二○○四年第三期）。阎氏谢世于一九六○年，如果他再多活二十年以上，看到他这位小同乡后来的际遇，不知他又该如何评说。

徐氏自承，他之所以做出这样一个抉择，是受到了一位高人的指点。那是他中学同学，一九二六年入党、一九三六年奔赴延安、一九四九年任铁道部第一副部长的武竞天。徐氏晚年回忆：“在与竞天的多次晤谈中，有两件事值得在此提及：第一，他严肃地告我：

‘在新社会一定要慎言语，在党中央的方针政策范围内可以畅所欲言，一出此范围，则易招来政治麻烦；二要工作勤勤恳恳，认真负责。’这与我参加革命工作前决定的三少三不（少说话、少交游、少管闲事；不务名利、不谈政治、不写文章）的精神是相一致的，我就是根据自己的准则和竞天的告诫，平安度过了‘文革’前政治运动频繁的十七年的。”（徐士瑚：《九十自述（续）》，见《山西文史资料》一九九九年第五辑，185页）

一叶知秋。从徐士瑚先生个人的遭际，可以看到山大的气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