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璁

一九四五年四月至八月间，孙犁接连在延安《解放日报》和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一系列反映冀中人民英勇抗战的短篇小说和散文。尤其是五月十五日和八月三十一日在《解放日报》分别发表的《荷花淀—白洋淀纪事之一》和《芦花荡—白洋淀纪事之二》，优美动人的故事，清新自然的风格，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从此，也奠定了孙犁著名作家的地位。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孙犁又回到了他所熟悉的冀中。孙犁的归来，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但是，回到冀中的孙犁并没有像人们所希望的那样，写出更多更有分量的作品，成为冀中文坛的翘楚。相反，他的精神受到伤害，创作遇到危机，出现了精神和创作的“双重瓶颈”，也可以说是陷入了一种莫名其妙、难以自拔的泥沼。这段痛苦的经历使得孙犁几乎失去了创作的信心，甚至产生了改行的念头。

关于这段经历，孙犁很少在文章中提及，在以后的回忆中，也往往轻描淡写、语焉不详。但是，他在给好友田间、康濯的信中，却做了充分的流露。

一

尽管孙犁自始至终经历了抗战，但他并不是在前线战斗的一名战士，而是在相对安全的环境中从事文字工作的一名“文士”。他并没有亲临前线经历敌我双方的拼死搏杀，因此，他的作品虽然反映的是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但重点并不是写战争，而是写战争中的人性。就如让他享誉文坛的《荷花淀》，其浓墨重彩的地方也是白洋淀妇女们精神的乐观、心灵的美好，当写到抗日军民与日寇的遭遇战，也不过寥寥数笔：“枪声清脆，三五排枪过后，他们投出了手榴弹，冲出了荷花淀。”“手榴弹把敌人那只大船击沉，一切都沉下去了。水面上只剩下一团烟硝火药气味。”现在看起来，这些描写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不合理性，其中有不少虚构的成分。手榴弹不会轻易把一只大船击沉，而且，战斗也不会如此简单地结束。

但是，读者，尤其是饱经战争之苦的冀中军民，是希望孙犁描写抗日战争的，人们期待他写出更多的如《荷花淀》《芦花荡》一般的作品，特别是充满战火硝烟和血海深仇的长篇力作。

最初，孙犁本人也颇有信心，踌躇满志。一九四六年初，在和亲人短暂团聚之后，孙犁就到了蠡县的刘村搜集素材，体验生活。他的老朋友梁斌当时任蠡县县委宣传部长，为孙犁的写作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在此期间，他根据以前的积累，整理出了小说《钟》和《碑》。这两篇小说，与《荷花淀》《芦花荡》相比，笔法更为纯熟，情节更为曲折。尤其是《钟》，既娓娓道来，又环环紧扣，反映了孙犁对描写人性之美的驾轻就熟。但是，一旦写到战争场面，孙犁的文笔就变得枯涩单调甚至捉襟见肘。如涉及日寇发动的“五一大扫荡”，孙犁也只是写道：“从夏天到秋天，林村的人民，是在风里雨里、毒气和枪弹里过的。”当日伪军开始杀戮村民，故事发展到最高潮的时候，孙犁也只是写道：“全场的老百姓都不能忍耐，大秋第一个站起来，从背后掏出了火热的枪。在他后面紧跟着站起来的，是一队青年游击组。”“一场混乱的、激烈的战争，敌人狼狈退去了。”

孙犁自己也非常清楚自身的弱点，他认为，真正有资格写作并能写好的，是那些一直在冀中坚持斗争且爱好文艺的抗日干部。“这里许多干部对文艺非常爱好，他们几年间出生入死，体验丰富，但都以为自己不会写而使文艺田地荒废，事实上只有他们才能写好的，有希望的是他们，肖白说是我，错到天边去了。”〔《孙犁文集》（补订版）第九卷，14页。下引此书，只标卷数、页码〕

在信中，孙犁还提到，为了不使冀中人民和自己的老朋友失望，他“正在努力深入生活和努力写作”，力争拿出好的作品来。

现实却很快让孙犁认识到，自己的生活积累远远不够。在蠡县期间，孙犁切切实实体会到了生活积累的欠缺。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日，他在致康濯的信中说：“且一深入村庄，则感到以前所知，直皮毛也不如，既往所谓长篇设计，实以不符现实体格，故所成都为短篇，原村庄纪事及白洋淀未能续写。”（九卷，15页）

另外，孙犁对现实的感受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正如他在一九四六年九月一日致康濯信中所说：“对于创作上的苦恼，大家相同。所不同者，你所苦恼的是形式，而我所苦恼的是感情。”（九卷，26页）重回冀中，孙犁似乎找不到过去的感觉了，情随事迁，物是人非，孙犁的创作热情已经大大降低了。他的生活经验，他的战斗经历，他的创作热情，尚不足以完成具有相当分量的文学作品，这是对孙犁创作的最大约束，也可以说孙犁遇到了创作上的“瓶颈”，这也直接影响了孙犁的精神状态。